楚国尚卜隆祀之风和祭祀神谱的地区差异

楚国尚卜隆祀之风,在同时代诸国中罕有其匹。凡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出现疑问之时,楚人都要求占问卜。而与之相关的祭祀更是在楚人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楚国疆域的拓展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其不同地区的祭祀神谱也出现了明显差异:沅湘流域主要祭祀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诸神,江汉平原郢都一带注重祭祀大水、二太子等,淮汉上游地区则以北方、北公、北宗等神为重要祭祀对象。与之相应,各个地区对楚人祭祀的祖先"三楚先"的认知也不尽相同。     

聚众斗殴转化犯司法认定实证探析

聚众斗殴犯罪案件是普通刑事案件的主要类型之一,如何提高此类案件的办案质量,实现对聚众斗殴犯罪的有效惩治,是司法实务部门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聚众斗殴犯罪案件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聚众斗殴转化犯规定认识理解不一,在案件处理中如何理解聚众斗殴的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情节以及刑事责任等问题,给司法实务人员带来极大困扰。为此,多地司法机关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文件,但在解决现有     

关于交通肇事罪刑罚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我省法院审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一)案件数量占较大比重,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递增趋势据统计,全省2009年交通肇事收案7800件,占全部一审刑事案件17%;2010年收案7868件,占17.5%;2011年收案9286件,占19%。2011年,全省交通肇事案件数量已经超过盗窃和伤害,位列第一,成为常见多发性犯罪。在地区分布上有所差异,有的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有的市县如东营市和即墨市,该类案件数量位居第一,东营的广饶县,该类案件占比高达40%。(二)肇事形态以一般情节居多,逃逸或特别     

鄂伦春族萨满教神偶艺术刍议

鄂伦春族分布在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是一个以狩猎为生被誉为"山岭上的人",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萨满教是鄂伦春人所信奉的一种古老的民间宗教,对鄂伦春族的历史和发展,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本文力求在鄂伦春族萨满教神偶艺术的造型特征、制作方法、象征意义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从竜林文化谈傣族生态学——评高立士《傣族竜林文化研究》

由高立士先生著、美国福特基金会全额赞助、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傣族竜林文化研究》一书,是一部以研究傣族竜林文化为突破口,深入浅出地论述傣族生态学的一部专著,是迄今国内外研究生态学较为深入的一部著     

城市精神的价值取向与塑造战略——以南京为例

西方学者斯宾格勒指出，将一座城市和一个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同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世界文化名城一向都是城市的精与气、灵与肉、形与神的有机统一。     

从一起案件探讨绑架罪

我国1997年刑法以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绑架罪,《刑法修正案(七)》又对绑架罪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但是该罪的许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本文通过对一起案件的分析,对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和"情节较轻"进行探讨。     

认识自己

世界上什么事最困难?"认识自己"最困难!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中,就有一句是"认识你自己",意思是"人要有自知,自己只是人,并非诸神"。有人问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答"认识你自己"。尼采在《道德的系谱》前言中说:"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的确,我们大多能理性地认识和评判他人,但是对于自我认识、自我批评、自我修行,却很困难,甚至毫无意识。充分"认识自己",关键在自我     

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

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