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中的公证实务探索

《民法典》通过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设立了离婚冷静期制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争论不断。之所以有这么高热度,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制度关乎每一个人,现阶段离婚率又居高不下,离婚冷静期制度是对协议离婚方式的重大调整,必然备受关注。这么大量的人群在离婚冷静期中是否需要公证服务呢？笔者调研公证实践后,对公证可介入离婚冷静期的几种方式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若干务实建议,以期公证人能够更好地为民服务。     

警务调解“指尖”化干戈

<正>发生车辆剐蹭事故,双方车主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夫妻闹离婚,在家吵得不可开交……遇到矛盾纠纷怎么办？很多市民第一反应就是寻求民警帮助。在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龙派出所,很多矛盾纠纷不用民警全程调解,当事双方只需掏出手机,点开数字枫桥“易联调”小程序,就能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律师的帮助下巧化干戈。当“脚尖调解”变为“指尖调解”,     

宪法上平等之历程

<正> 1 大多数美国人还记得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并相信它是宪法的组成部分。然而,铁的事实是:"平等"一词在1787年美国宪法文本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并不适用于个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宪法制订者、立法者和法官没有负起平等保护的责任。他们既未实行形式上的平等,也未实行实质上的平等。内战以前,法律平等还未成为普遍接受的社会或政治目标。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把个人平     

国土厅否决法院判决的危险信号

<正>相对于人治,在法制基础上的法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此事被当地称为"7·17事件"。     

建立国际统一的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述评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2005年6月所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系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法院管辖权和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方面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个公约.本文首先介绍了本文公约产生的背景以及公约的结构.之后,作者就公约中关于统一管辖权的规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被选择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权利和应该行使管辖权的义务、未被选择法院不行使管辖权的义务以及临时保护措施不受公约约束的例外规定.关于公约中所规定的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作者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一般义务、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例外情形、不审查与事实认定、先决问题、损害赔偿问题以及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法律适用问题.     

行政公益诉讼履行判决具体化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履行判决的司法实践存在概括履行判决的作出不合理、具体履行判决的尺度不明确、影响履行判决的诉讼请求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行政公益诉讼履行判决具体化的本质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边界问题。基于首次判断权理论的松动和发挥司法权能动性的需求趋盛,加之行政公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职权主义构造更为彰显、判决具有对世效力的特殊性,适度具体化行政公益诉讼履行判决确有必要。但具体履行判决的作出仍要以裁判时机成熟为必要条件,司法权不能无限度干预行政权。行政公益诉讼履行判决具体化规则应包括：法院应排除概括的履行判决,检察机关要重视检察建议的作用并以诉讼请求来引导判决内容,法院根据案情最终确定是否作出具体判决以及具体程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潜规则研究——以一起民事纠纷的解决为考察起点

审判委员会制度自从运作以来,特别是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受到批评与质疑.经由其讨论的结果往往就是合议庭裁判的直接依据,这被我国学者称为"判决之上的判决".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其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潜规则不仅主导着审委会的运作机制,也造就了审委会独特的纠纷解决方式.借助法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为司法改革的研究与推进提供某种新的视角.     

论《民法典》夫妻间损害赔偿之体系构造

对于《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规则,解释学上向来存在着离因损害赔偿和离异损害赔偿之争。学界理论和比较法上的做法倾向于采离异说,而司法实务立场实则更青睐离因说。基于家庭法的封闭性与个人利益的全面保护考量,应兼采二者。受害人基于婚姻关系所生之期待利益原则上可获救济,但应通过类型化,明确其限度,谨慎适用。基于婚姻关系所生之信赖利益可作为期待利益之替补,从而例外地具备可赔偿性。对于配偶权之保护,应由家庭法之封闭体系予以规范。由此,仅当对方存在严重侵权行为之时,受害人才能对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的配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其他固有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般侵权责任规则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构成要件上,权益侵害人主观上需存在重大过失,但受害人的主观状态不受无过失之限制;在权利行使上,该损害赔偿责任于婚内不得主张,于离婚后则皆可主张,原告在离婚诉讼之后亦可单独主张,诉讼时效原则上自离婚后开始计算。     

制定法框架下的判决论证模式

制定法框架下的判决论证其本质是法官适用制定法证立判决。其要义不在于创制一般法律规则,而在于将制定法应用于判决证立之中。法官承担依法裁判和公平、公正裁判的义务。但制定法是开放的、非协调的、不完全的法律体系,不可能为每个具体案件都准备好现成答案,法官不得不通过解释制定法以获取裁判理由。法官审判案件受制定法的约束,但法官对制定法具有广泛的解释权与酌处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澄清制定法含义;二是平衡制定法冲突;三是正当背离制定法。因此,制定法框架下的判决论证具有三种基本模式:涵摄模式、权衡与平衡模式、衡平模式。     

从"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谈司法理念现代化 法律的系统性危机与司法难题的化解 ——从赵春华案谈起

赵春华案件一审判决引发的司法信任危机,表面上看来是由于机械司法造成的,但其根源确是由于执法机关没有严格执法,进而导致公众对于枪支管理的认知标准和国家立法标准之间产生了严重偏差造成的.执法不严,进而导致公众未能够严格守法,甚至因此悄然改变国家法律的操作标准,并借实际操作标准指责国家立法有误、司法判决不公,是当下很多司法案件折射出来的中国法律运行的系统性危机.化解类似危机引发的司法难题最为关键的环节还在于严格执法,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修改法律、指责司法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