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双转型

京津冀地区面临艰巨的人口、环境和城市发展转型的任务。从战略共赢的角度看,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解决好区域转型问题,突出以功能调整和建立生态补偿创新机制双转型,加快区域生产力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增强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基础作用。此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首都功能调整是其"焦点"。北京市近年来率先提出了六个战略调整,首先是调整中心城     

生态治理实践中的观念清理与制度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是生态治理实践。生态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实践主体亦或客体,都有各自不同性质的表现与限制,但是都必须由实践主体来调整、控制并作出不同评价与有效治理。当前中国必须在精神维度上清理四种具有不良影响的观念:一是以牺牲生态追求唯GDP增长论,二是过度消极的渺茫论,三是过度虚发的速胜论,四是忽视主体的自然恢复论;同时,中国也必须在制度维度的三个层面上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一是在国内外乃至全球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二是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及相关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三是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这一生态治理的重点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     

经济哲学视域下的生态危机根源与解决途径

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应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风险生成的三重追问

生态风险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要认识和减少生态风险甚至更严重的生态破坏,就必须洞察生态风险生成的原因。生态风险的生成主要可以从观念成因、科技成因、制度成因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与追问,其中"控制自然观念"与"人类整体观的缺乏"是观念成因的主要内容,科技自身的自反性与科技的不当使用是科技成因的主要方面,国内不平衡发展与国际联合博弈则是制度成因的重要内容。只有厘清了生态风险生成的原因,才能使人们树立更理性的生态方案,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生态风险问题。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与权力生态净化的耦合

作为权力生态系统的优化过程,权力生态净化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四个着力"部署要求开启了我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开启了我国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权力滥觞、权力主体、权力行使这三个权力运行的必经阶段和基本环节进行归纳和演绎,分别建立相应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试图实现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与权力生态净化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