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蒙古族人群15个STR基因座多态性研究

目的调查15个STR基因座在中国东部蒙古族人群中的基因频率分布。方法应用四色荧光标记引物复合扩增技术,对105名东部蒙古族无关个的血样15个STR基因座进行多态性研究。结果在东部蒙古族人群中15个STR基因座偶合率在0.0084～0.2169之间,个体识别概率(DP)在0.7831～0.9916之间,杂合度在0.5619～0.9231之间,三联非父排除率(PE)在0.4490～0.8444之间,多态性信息总量(PIC)在0.5438～0.9178之间,15个STR基因座总TDP值为0.9999999999998,所有基因座经χ2检验符合Hard-Weinberg平衡。结论上述15个STR基因座在东部蒙古族人群中等位基因分布较好,个体识别率高,适合法医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     

国际私法研究机构:国际私法成文化法典化的推动力——英国国际私法发展的实践启示

成文化法典化是当今国际社会国际私法发展的普遍趋势。素来坚持判例法传统的英国 ,在近 30年来 ,其国际私法成文法也正日益取代判例法的主要地位。英国国际私法的变化主要是各种国际私法研究机构推动的结果。英国的实践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发展有启示意义 :必须加强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工作 ,发挥其在国际私法改革中的骨干作用 ;积极参加统一国际私法的各种国际组织的立法活动及其制定的公约 ,采纳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 ;以“普遍主义”作为我国国际私法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加大国际私法改革中的对外开放度。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话题背景 老家在四川农村的周跃龙现在在西安做小生意.在来陕西的几年,老家他名下的两亩多地一直由邻居们种着,由于当地是按人头分地,过去他担心自己不在家,那几亩地会被收回去,但现在就再不必发愁了,一是这些年做小生意有了些积蓄,二是他从报纸上了解了<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我的地还是转给别人种,一切有法担着."在中国,周跃龙这样的农民何止千万?     

"法现实主义"思想与证据制度的变革

以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为基础的法现实主义思想,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制度和证据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规范怀疑主义"、"事实怀疑主义"和"裁判的非预测性"等重要的思想观念.法现实主义强调指出,传统的"保持法的确定性原则"事实上是对法的更大的社会功能的否定.本文结合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通过对这一激进的法学思想的分析评论,充分肯定了建立动态的法律制度的积极意义,提出了改革现行证据制度的思想原则.     

“布衣代表”曾建佘的现实与困境

背景提示:他曾经是中国第一位以"竞选"方式成功取得人大代表资格的新闻人物;他也是首例在基层直选中惊动全国人大并得到认可的县级人大代表;他还是被当地某些政府官员称之为"不平官愤"的焦点人物.     

论法德互补包蕴“法德并治”

法律与道德刚柔并济、内外结合、形神兼备、长短相补、宽窄兼顾、标本兼治的互补特征,包蕴着"法德并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只有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才能形成稳定有序的治国良效.     

计算工具直径的两种方法

利用圆杆状工具在刑事案件现场中遗留的撬压痕迹,根据弦高法和三点法的计算原理,可以得到形成痕迹的工具直径的大小。弦高法和三点法的计算原理有所不同,但痕迹的处理方法是一致的。     

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关于在我国物权法中设置居住权的几个问题

本文首先从居住权的历史沿革出发,研究了罗马法以及法国。德国物权法有关居住权的立法例;然后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就居住权是房屋这一财产在财产体系中的地位提高的必然反映、居住权有利于提高房屋的利用效益、有利于发挥家庭职能、有利于平衡房屋的利用利益等几个方面说明了在我国物权法中确认居住权这一他物权形式的必要性;最后提出我国物权法对于这种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应当以“居住权”概括之,并可以将之定义为：居住权就是特定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文章还对居住权的取得和消灭、居住权的效力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行政与法关系的演变及其定位

行政与法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本文对行政与法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对行政与法关系的定位进行了探讨.提出行政与法不应是消极对抗的关系,而应是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关系.法与行政不应该成为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法律能够和应该做的贡献应是创造而不是破坏;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应该守法与自律,在"法律空白"地带和法律有漏洞之处,行政要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要以实现公益和私益的最大化为宗旨发挥其能动作用,并推动法律向健全和完善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