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一起特殊的保管合同纠纷案——兼与焦卫、杨宁同志商榷

贵刊2001年第2期发表焦卫、杨宁同志《一起特殊的保管合同纠纷案》一文。文中介绍的基本案情如下：甲生前无子女，1995年1月14日，甲与其侄乙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协议规定，自即日起乙对甲尽抚养义务，包括承担甲的全部生活费、医疗费和丧葬费；甲去世后，其位于某市济宁路的私房一间归乙所有。该遗赠抚养协议经公证。1995年1月26日，甲去世。甲的骨灰被寄存在某市殡仪馆，寄存证载明“寄存人”是乙，寄存期三年。1998年1月23日乙办理续存一年的手续。1998年1月24日丙受甲之妹委托，到殡仪馆将甲的骨灰取出并安葬在该市郊区北山上（文…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道德基础的关键是控制有关自己信息的权利。而恰恰是这种权力在数字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从这一起点出发 ,我们可以把原有的只具有消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设计为具有积极权利特征的隐私权 ,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再仅依靠侵权法的事后救济 ,而应赋予当事人将个人信息视为个人财富而与欲获取信息者进行谈判的能力。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充分发挥非正式学生群体的积极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艳红：非正式学生群体是相对那些经某级组织认可、登记、管理的正式学生群体而言的，它一般以成员间的共同兴趣与个人友谊为纽带，自发形成、自由组合、自然产生领袖人物。非正式学生群体参与人数众多，活动频繁，几乎涉及青年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分散和即兴的形式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体成员，并且对群体外成员也会产生一定的“感染”。     

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

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虽仅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 ,却关系到保险之命运 ,故极为重要。作者认为 ,告知义务的根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 ;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 ,尚应包括被保险人 ;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包括合同订立时、条款修改时、合同复效时 ,而对履行方式则无特殊要求 ;对告知范围的界定则应采书面询问主义模式 ;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对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除斥期间加以限制 ,保险人解除权可与撤销权相竞合。     

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13日第5版刊登杨传国同志《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一文，该文认为，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说明债权形成之时，债务人就有履行债务的义务，若不履行，即证明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对此观点，颇值商榷。     

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适用之比较

信赖原则作为一种典型的分配注意义务的原则,在过失责任的认定、分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存在发展亦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本文对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司法适用中两国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在日本,信赖原则的适用与否及如何适用是由法官做出判断的;而在中国,信赖原则的适用则依赖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     

公司改名改不了法定义务

案情简介:某私营企业家创办两个独立的法人企业,一个是技术开发公司,另一个是信息开发公司。员工刘某原在技术开发公司工作,二年后被技术开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尔后被信息开发公司招聘为技     

充分认识新时期教育引导宗教界新一代代表人士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目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种宗教。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宗教信仰者超过一亿人,目前各级宗教团体约有3000多个,宗教教职人员高达34万多人,这其中包含新一代代表人士数千人。加强对宗教界新一代代表人士的教育和引导,对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