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民扭送权之完善

公民扭送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临时扭送行为的权利。在国外,公民扭送权称为公民拘捕权,为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但在权利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方面有一些差异。我国公民扭送权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对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作用不强。可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规定,适当扩大我国公民扭送权的行使范围,明确公民扭送权的证明标准、时间性要求以及告知义务。     

论公民募捐的合法性

公民募捐的合法性是我国慈善法制困境的焦点,其缘于我国当今慈善立法将公民排除在合法募捐主体的范围之外。但分析公民募捐行为的法律性质,可以发现其属于表达行为,且其传递的内容符合宪法表达自由所追求的价值,因此公民募捐行为应受到表达自由的保护。当然,公民合法的募捐行为仍需要合理性规制,但较之于目前慈善立法采用的许可制,备案制能够更好的在公民权利保护和规制募捐行为之间实现平衡。     

民事审前程序的功能及其实现

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功能定位长期以来侧重于其作为审理程序的准备功能,而忽视其作为独立程序所具有的解纷功能。审前程序的适用,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的相关内容,重视其程序功能的多样性,明确其独立程序地位。通过构建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审前程序主体结构,约束性答辩制度、诉讼失权制度等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在实现审前程序准备功能的同时,衔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拓展其独立解纷的功能,以达到审前案件分流之目的。     

检察环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近三年查办的案件为范本

正如何在检察环节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力度,是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面临的难点,亦是检察工作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点。本文以某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为研究范本,从中查找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对策。一、调查情况分析根据笔者调查,2009年至2013年上半年,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97件467人,     

影响政府信任的民主因素——基于多项新近跨国研究的分析

《2013年艾德曼全球信任度报告》等多项新近跨国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高政府信任的必要条件,应引入"政府质量"等概念解释政府信任问题;民主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普及,民主观念对中国政府信任的影响日益增大。政府信任状况缘自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反复互动,无论今天还是明天,政府信任均为至关重要却极其脆弱的资产。全球时代,政府需要更负责任地行使治权,缓解信任危机仍然要靠更加民主的治理。     

信访新政呼唤立法支持

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出台《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问题的意见》,我国开始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非涉法涉诉的普通信访如何处理？能否通过加快立法,完善信访制度,更好地畅通群众诉求的表达渠道？     

行政程序法定是依法行政的核心

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 ,两者都需要有严格的程序制度予以保障。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认为 ,正是程序决定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伯尔曼则更进一步认为 ,法律是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程序与结构 ,它是分配权利和义务 ,并据此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在这里 ,法律被看作是用以解决纷争以及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创造合作纽带的程序。依此而言 ,行政程序法定对依法行政 ,意义重大。一、行政程序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必要步骤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法发展的历史看 ,实体法和程序法是推动…     

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新思考

刑讯逼供的危害不单表现在案件结果上,也表现在其行为自身之上,表现在对全世界现代文明社会的破坏上,更表现在残害所有人的人身权利上,因此对刑讯逼供对策进行新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现状以及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新思考。     

企业质量管理要以人为本

首先，依法行政要求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这里既包括执法的内容合法，也包括执法的程序合法。这是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在实体法方面对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仅有实体法上的规定还是不够的，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政府和官员的不正当侵犯，还必须在程序方面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为了确保执法的内容和程序合法，就目前情况而言，一是要解决多头执法、交叉执法的问题，要下决心清理、收回无法律依据委托执法机构的执法权，制止非经授权或委托的事业机构和经营性企业组织执法；二是要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在行政执法队伍中，…     

关于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的思考

“重实体、轻程序”是公安行政执法中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 ,论述了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1.产生“重实体、轻程序”这一问题的根源 ;2.从自然正义的角度分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的现状 ;3.从形式正义的角度分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