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利益制度是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和谐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法学思考

利益矛盾和冲突不仅是社会转型期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形成不受以往制度约束的和谐环境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分析和谐社会利益制度的法律根源作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利益博弈的机理层面上探寻利益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和实体条件,以及政府如何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作出创新性的实验安排,进而为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以及进一步提高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持。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导致台海危机的根本动因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始终是将台湾视为不享有主权国家之名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美国为了其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不遗余力地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和制造“双重承认”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纵容,台湾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已经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其“台独”的反动嘴脸昭然若揭。     

韩国国家赔偿法研究——公共营造物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所引起的国家赔偿责任

尽管没有明确的宪法根据，但韩国国家赔偿法除了规定公务员职务不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责任外，还确立了公共营造物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引起的国家赔偿制度，并通过广泛地学术讨论与较完善的判例制度，将这一制度加以具体化，确立了赔偿责任成立要件理论、免责法理、赔偿责任承担者制度、赔偿标准、请求赔偿程序等理论及制度，并形成了其特色。这对于正在积极思考引入相关赔偿机制的中国学术界及实务界而言，具有很多借鉴和参考价值。     

夏粮丰收 隐忧犹在

今年我国夏粮喜获丰收，扭转了自2000年以来连续4年减产的局面，让一度为粮食安全和粮价上涨忧心的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在去年粮价上涨的时候，曾有专家担心，如果今年粮食生产不出现转机的话，中国在两三年之后可能真的会陷入粮食安全的危机。     

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政府治理创新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是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作为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首先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通过搭建制度沟通平台和建立预警评估体系,防止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爆发,并以社会自组织为中介尽量减少突发性群体事件,最终建立高效完整的治理模式,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公众、媒体关系与新时期政府危机管理——由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引发的思考

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在中国出现后一直倍受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研究并建立危机处理系统来应对这一卫生突发事件。非典事件不仅对公众身体健康形成威胁,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恐慌,同时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危机事件的处理要依靠政府措施的同时还要依靠媒体公正、及时、全面的报道和公众对政府措施的支持和反馈。     

建设新农村必须力促生产要素城乡对流

建设新农村，关键的关键。是大力引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全力促进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让更多的公共资源配置到农村中来。     

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分析

政府利益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要有效地控制政府利益 ,使之处于良性的水平之上 ,就要对政府利益形成的原因作出分析。在我国 ,政府机构利益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传统文化和制度惯性的影响、利益密度不均衡、传统的“单轨政治”在改革以后发生了断裂以及制衡机制的低效等各种因素为政府机构利益的膨胀提供了条件和生存空间。     

公共管理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实现方式

公共利益实现方式有两条 :一是在实现个人利益过程中增进公共利益 ;二是国家或政府承担实现公共利益的职责 ,成为公共利益的唯一实现者。从公共行政诞生以来公共利益实现的这两条路径就一直贯穿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中。传统的公共行政更强调国家或政府承担实现公共利益的职责 ,而公共管理的兴起以及逐渐出现替代的趋势无可否认正包括公共利益的实现出现一个新的突破 ,即回归至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式。     

公务员改革不应让公众缺席

近一段时间来，关于公务员的改革动作不断，诸如在岗公务员双项选择、公务用车改革、高薪请退补偿机制等改革措施成为媒体的焦点，使得公务员改革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热衷干公共话题，固然是民主意识觉醒的标志。然而，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却并不必然能转化为民主决策本身。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正在或将要进行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完全由政府主导，社会公众在改革中更多地只是看客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