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中的北川全民总动员——北川县委县政府积极应对"5·12"大地震

作为“5·12”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北川这个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遭遇了巨大灾难。灾后,县委县政府在各级党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带领全县人民英勇奋战,取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5·12”特大地震灾害,震级达到8.0级、烈度11度,给北川造成深重灾难。     

应急预案的制定

应急预案的制定和管理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环节之一。《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预案的编制和管理作出了指导性规定,包括预案编制的目的、原     

突发公共事件后慈善基金组织参与研究

无论是自然灾害或是人为危机,有重大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直接拷问国家和政府、公众面对危机的能力。“非典”以后,我国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建立、应急法制的完善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政府并非万能,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和剧变性,如何引入更多的民间力量、尤其是慈善组织进行救灾、援助和灾后建设等,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简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角色

我国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本文对此做出初步的探讨和阐释,认为新闻媒体应该是“准确信息的报道者”、“正确舆论的引导者”、“不当言行的监督者”和“公众利益的维护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

二○○九年十月十八日国办发[2009]5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基层应急队伍是我国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     

论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本文研究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日本并非南海沿岸国家,作为一个区域外国家,何以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矛盾?本文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中的海权论等理论工具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冷战结束后作为东亚地缘政治主体板块国家的中国免除了长期遭受的来自北方的威胁,开始得以放手发展海权,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则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东亚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地缘政治格局,遂引起日本的强烈猜忌。以此为背景,日本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为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于是,日本开始在海洋领域挑起争端,两国的海权矛盾由此产生并迅速升级。由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日渐处于下风,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因此日本开始围魏救赵,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企图使中国陷入战略两难的困境。而为达到海上围堵并牵制中国的目的,日本采取法律、防务、外交、舆论等多重手段在南海问题上为中国设置障碍。为此中国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反制。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何以众志成城?——慈善组织联合抗疫行动模式研究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慈善组织通常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既有研究对这种联合行动的内部结构和互动机制缺乏关注。为探究不同合作网络的联动模式,本文使用类型学研究方法从关系强度和结构自主性两个维度,将慈善组织联合行动模式划分为“伞型治理型”、“去中心合作型”、“网络式协同型”和“科层管理型”四种类型,并结合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四种模式的慈善组织联合行动都取得了成功,揭示了联动模式的多元性;(2)强联结下的联合行动易于形成集中化网络,表现出高度协作,集体行动更易达成;弱联结下的联合行动则形成集成化网络,借助网络较高的对外延展性建立跨界合作网络;(3)无论哪种联动模式,“互补机制”是慈善组织联合行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包括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和治理理念的互补。     

提升城市突发疫情防控能力——以首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威胁。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但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存在。北京市探索建立的全链条、全周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管理保障体系,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城市治理亟须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国家有力的法治保障、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北京探索的疫情应急管理保障体系等,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疫情防控能力、有效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应急平台体系建设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各类灾害性突发事件,我国在2006年发布了《"十一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到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从纵向的中央、省、市、区、县到横向的各行业和部门都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各地方的应急平台建设工作稳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