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立法崇古倾向探微

中国古代立法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崇古意识,从以古制入法、以古礼释法和以古礼品评今法等方式表现出来。崇古倾向具有使立法显示正统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现实功能。崇古倾向的影响体现为礼法融合、以秩序为最高立法价值,从而导致法典体例的保守,民商法等部门法典难以生成以及对外来法律文化的排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立法中崇古倾向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崇古意识,其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非精神性疾病丧失行为能力人的财产处分公证

案例 康某于数日前因脑溢血陷入重度昏迷，家人为其治病花光所有积蓄。病人仍未能从昏迷中苏醒。万般无奈之下．康某的妻子王某决定出售夫妻二人共有之房产为康某筹集医疗费用。在售房过程中，王某被告知．康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必须亲自到场在售房合同上签字。如因故不能到场也应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他人到场签字售房。在王某陈述情况之后，房管部门认为，在康某无法表明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如王某确需售房．则应由康某的所有关系人发表声明对王某的售房行为不持异议并经公证即可。     

地方立法民主化：浙江的实践和思考

推进地方立法民主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并以立法公开、公正为重点不断推进立法工作制度创新,完善立法工作机制,是当前推进地方立法民主化的现实选择。     

行政规划初论

行政规划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行政活动,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行政设计。根据行政规划的内容、法律效力和隶属关系,可以划分出具有不同类型的行政规划。将行政规划作若干类型化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不同的法律救济程序,有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时,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行政诉讼判决形式上也是如此,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政治体制的制约、立法的不成熟、对行政诉讼规律认识的不足等因素是造成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保留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驳回判决、确认判决等判决形式的同时,逐步舍弃维持判决,并引入新的判决形式,这样就可以使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更为全面和完善。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初创时期的德国行政法借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建构其核心概念——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因而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原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公法上也可以成为实践“依法行政”原则的手段。为了适应扩大诉讼救济范围的需求,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发生分殊,成为行政法上“法的行为”(Rechtsakt)。在社会法治国、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出现了向民事法律行为回归、“阶段化行政处分”等新的发展趋势,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中国的行政法亦创设了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由于对德国法上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疏于整理,在相关的研究中出现了脱离学术传统、随意创设的局面。对这两个概念源流关系的梳理可以对国内相关的研究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武汉市工会创建首家农民工书屋全面推进农民工“素质进城”

一方面是劳动争议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一方面是劳动保障法制建设相对滞后——针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尴尬处境，1月19日在京召开的“中英劳动保障合作成果发布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借鉴英国劳资关系调整机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劳动咨询调解仲裁委员会（英文简称ACAS）的经验，对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研究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