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价值反思

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审视和建构政治社会的前提。人们订立契约,放弃“自然人”过渡为“公民”,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确立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委托,并受到契约宗旨的约束;公民的政治义务也是因自愿的契约而成为必然。这种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与自然法观念密不可分。契约论政治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主权国家、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其缺点是无法协调好社会正义原则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用工具理性的计算遮蔽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道德情感价值。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正>国发[2015]1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经研究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90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取消10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将2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保留34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同时,建议取消和下放18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审批和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将5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国务院将依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及现实意义

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论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活动的中心。但在唯物史观形成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的论证置于哲学的推论之上,是"哲学共产主义"的赞同者。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哲学的逻辑结论,而是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     

法律逻辑的再思考——基于“论证逻辑”的研究视角

形式主义法学的历史困局误读剥离了法律与逻辑的天然联系,然而机械的演绎逻辑观忽视了法律的开放属性,法律逻辑需要一种动态和发展的逻辑观。"论证逻辑"是一种天然的法律逻辑,它善于理解并表达法律的理性特质,包括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法律论证的论辩属性和法律对话的程序理性等。不同于基于后承关系的逻辑,"论证逻辑"实质上是一类关于非形式逻辑和形式论证理论的概括性统称。它的目的是为法律论证实践提供一种分析、比较和评估论证的综合方法,从而在证成司法证明和规范法律程序等方面发挥作用。     

提倡"不可行性"论证

常见媒体报道:各地不断出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牛皮工程"、违反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污染工程"、"重复建设工程"、从竣工那一天就开始亏损的"赔本工程"等等.究其原因,大多由于在立项之时,某个长官好大喜功,互相攀比,盲目决策所致.     

专家意见在公益诉讼办案中的规范与应用

专家意见是《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明确的9种公益诉讼证据之一,它在公益诉讼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得到了检察机关的运用和重视,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认识不统一、委托不规范、自身不严谨等问题。因此需要从顶层上对专家意见的适用情形、专家的选任资格和标准、专家意见的委托和论证程序、专家意见书的内容等予以明确和规范,以增强其实践应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略论实事求是的操作机制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能否实事求是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了解和掌握其操作机制,特别是决策机关更应该重视实事求是的操作机制,根据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努力作好调查研究、实情论证、表决、方案论证,提出实践方略并开展试点工作。     

技术理性—经验理性的背离与融合：决策模型的演进轨迹

理性决策模型在很长时间都占据着政策过程理论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策科学运动的失败,理性决策开始受到全方位的反思和修正。研究发现,后续决策模型沿着政治情境强化与个体行动选择两个方向来开展,最终在论证转向中汇聚成民主化的路径。这一演进历程体现为对技术理性的背离,同时在政策模型中加入了经验理性的因素,最终实现政策过程中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融合。具体的决策模型出现了多元、差异并且混合交融的特征,这也体现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决策过程的多层次、多面向与权变性。     

生命权：藉论证而型塑

生命权被认为是一项不证自明的基于人之本性的天赋权利,此固有助于提升生命权的神圣性,但对尘世纠纷的解决往往并无助益。事实毋宁是生命权的内容与范围并非先验的、本质的存在,而是在制度性的论证管道中被逐渐塑造的。生命权的主体藉论证而扩张、生命权的内容藉论证而变化、生命权的保护藉论证由以纯生物生命为核心的绝对化模式走向"以生物生命为主、精神生命为辅"的双轨模式等足以表明此论不虚。总之,生命权通过论证而被型塑。     

风险社会中政策共识构建的路径：验证还是论证?

政策共识构建的具体路径有多种，但从思维方式出发可以划归为验证与论证两个类别。验证发生于封闭的组织体系之中与理性设计框架之下，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和技术对政策诉求进行管理，对先验假设做出验证，最终聚合得出政策共识。验证采用了敛聚式的方式，能够保证政策共识构建的高效率和规范性，但却无法应对高度异质化与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风险社会中政策共识构建需要做出论证转向。与验证不同，论证式的政策共识构建不囿于固有的结构与先验的目标，而是承认政策诉求在覆盖范围、内容走势、承载形式等方面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基于开放和探索的路径寻求政策共识。论证式政策过程体现在政策学习、政策试验与政策调适等多种形式上。不过，尽管验证与论证之间存在张力，但二者并不完全排斥，相反，二者的整合才是政策共识构建的科学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