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查控系统核心算法的设计及实现

1引言 随着“金盾工程”的深入开展,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现有的八大资源库进行信息整合,如何能够对整合后的信息提供更加快速、准确的综合查询就很有研究必要。 以出入境管理局的资源库为例,它包含了多种人员的数据信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出入境人员越来越多,个人信息也越来越多,为了对出入境人员更好地进行管理,对违法人员外逃和敌对势力的渗透更好地进行监控,就要求实现一个高效的综合信息查控系统,而综合信息查控系统的核心算法是综合信息查控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原有的查控系统采用的是关键字符排列组合的做法。…     

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与规制研究

司法裁判压力与日俱增,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司法裁判找到了新的出路,其具有客观性、高效性等优势,但可能面临与法官独立审判原则相冲突、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冲击司法公正原则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作为“燃料”的数据在应用中存在障碍、核心算法技术存在风险、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存在不适性。进行规制时,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角色定位,将其作为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工具,增强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过程中的透明度,合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实现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有效运用。     

算法时代的信息茧房与破解之道

信息茧房现象来源于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心理,算法推送技术在信息平台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个体偏好和群体偏好的不断强化,从而放大了早已存在的信息茧房现象。信息茧房现象产生了新的数据垃圾,影响了个人的决策和价值观养成,加剧不同人群认知差异,不利社会共识的形成。要破解信息茧房现象需要大力增强个人的信息素养。具体来说包括:增强信息意识,克服信息获取中的选择性心理;学习信息知识,了解信息传播交流的一般规律;培养信息能力,提高搜集和评价信息的水平;注重信息伦理,遵守道德和法律底线。     

一体异形：意识形态算法与算法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算法输入与算法意识形态输出是算法的一体两面。意识形态算法与算法意识形态既具有同质化特点,也具有异质化特征。意识形态算法具有权威性、系统性、指导性、宏观性和普遍性,算法意识形态则具有去权威性、去系统性、去指导性、去宏观性和去普遍性,且反中心化。算法意识形态具有流变、灾变、癌变的三种趋向。加强算法的伦理建设、法治建设、制度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无代表，不算法”：算法统治的政治代表性问题

算法统治（algocracy）是公共部门利用算法技术创造的一种新型统治秩序和治理形态。政务算法化正席卷各类政体,不断放大国家的规制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和分配性权力,重塑权利与权力、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当前,算法统治在算法输入、运算和输出环节存在授权、问责、回应方面的实质性代表性问题,造成公民声音的不在场性和公民权益的损失风险。同时,算法统治倾向于不断沉积、固化、强化乃至结构化特定群体的弱势地位,排斥少数群体的平等出场和权益实现。建构“算法代表性”有助于约束“算法利维坦”的权力边界和运行方式,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算法权益,提升算法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拓展新技术环境下的代表理论。     

算法的法律规制

算法规制伴随着算法风险的产生而兴起,但效果差强人意.个体赋权与结果问责路径存在着算法特性认识不清,思维局限以及数字鸿沟的难题.本文通过对现有路径的审视,提出算法规制应注重公法手段,包含技术与制度协同推进,促进多元主体的沟通协调,以此完善算法规制路径.     

手段工具“花架子”,关鍵时刻“掉链子”数字治理实战暴露三大短板

面对汹汹疫情,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WIFI指纹等技术综合运用的精准防控,在确保严控疫情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对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此次抗疫大考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让数字治理进一步发挥效力、释放潜力,值得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和实践。     

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的法治风险及其化解路径

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契合行政决策体制改革方向,能够应用于行政决策的全过程和多领域。其意义在于通过辅助公众参与、识别公众需求、自动收集数据、深度学习自主推导、评估风险预测行为、全面收集和深度分析大数据,以提升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但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可能存在法治风险：算法隐匿和算法偏差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包括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权益关切、隐私保护和平等对待要求;算法代表和算法至上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包括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愿表达、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程序性参与;当出现算法决策错误时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法治原理中的良法善治要求。因此,应当围绕人工智能算法问题,从人工智能算法自身、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三个方向寻找法治出路,完善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化设计,加强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性、伦理性和合规性审查,完善算法公开制度,健全算法辅助决策的行政责任制度,从而契合行政法治原理的要求。     

算法化行政：技术何以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

本文系统分析了上海J区“一网统管”模式如何对接市民“12345”民情诉求热线,如何处置网格员通过政务APP以及传感器设备发现的城市治理问题,旨在揭示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算法化观测、算法化决策、算法化控制、算法化考核等四个环节得以实现。算法平台拟合出城市公共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并对行政过程进行标准化控制,促使行政过程按照“最优”方案执行,以此实现城市公共问题的高效解决。在此过程中,算法全面嵌入公共行政系统,挑战了传统公共行政中人—人交互的关系样态,构建了人—机互动的新样态,全方位重塑了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权力关系、组织关系和运行过程。然而,受限于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因素,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未来行政改革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制度配套,推动传统管理模式与数字治理模式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