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学视野下的网络空间治理

数字时代带来新的风险,传统的法治理念及其系统性制度设计所形成的普遍主义法治秩序,面临严峻挑战。既有研究因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缺位,以及缺乏统一的网络数字法理支撑,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共同话语基础的知识群体,使网络空间治理相关问题的解决呈碎片化状态,并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应急治理模式。应当立足网络空间治理的整体,形成一个数字法学研究共同体,澄清数字法作为一种新兴领域法的外部总体特征和内部属性,明晰作为数字法学核心的算法的法理。在此基础上,凝聚数字法学的基本法理共识,构建并完善系统且逻辑自洽的数字法律制度,明确数据安全的优位性和核心性,划清网络空间各类公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并对算法进行全方位的规制,实现对网络空间从数字法理到相应制度的善治。     

基于GSA算法的新能源汽车碳排放效应研究——以广东公共交通领域为例

本研究以广东公共交通领域推行新能源汽车为例,采用GSA算法,对比纯电动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的能耗,分析公交车领域推行新能源汽车带来的碳排放量变化。设置不同情景,讨论分析碳减排的影响因素,发现电网能源结构与车用燃料类型对碳减排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广东省较全国电网能源结构更合理、更清洁,具有典型示范作用。我国应加大力度在公交车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开发与推广清洁能源,同时,促进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     

一体异形：意识形态算法与算法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算法输入与算法意识形态输出是算法的一体两面。意识形态算法与算法意识形态既具有同质化特点,也具有异质化特征。意识形态算法具有权威性、系统性、指导性、宏观性和普遍性,算法意识形态则具有去权威性、去系统性、去指导性、去宏观性和去普遍性,且反中心化。算法意识形态具有流变、灾变、癌变的三种趋向。加强算法的伦理建设、法治建设、制度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反垄断视角下互联网平台算法共谋规制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使数字化信息被社会共享,市场信息透明化促进了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各平台对数据进行提取、分析、筛选、再组织等,使有效信息显现,供其有效利用。算法作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通过处理数据,联系本身孤立的数据,有效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故此被平台经济市场青睐。而以“大数据杀熟定价”、消费者被限制交易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合理利用算法导致的问题陆续出现,以致大数据时代下实施垄断行为空前容易,不同程度地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算法共谋行为,其协商过程的隐蔽性与模糊性、主体的特殊性导致对其的认定和管理棘手,急需相关反垄断监管措施和法律进行监管和规制,算法共谋行为应成为当下反垄断执法的重点,以此来促进市场公平、稳定运行。     

算法时代的新闻传播:应用、问题与对策

随着数字新闻的算法转向,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精准化推送成为新闻分发的主流形式。算法推送新闻提高了传播效率,提升了用户服务体验,也在新闻分发渠道建构了新的权力秩序。在这种新的权力格局下,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把关人缺失等负外部性问题被放大,并衍变为严重的公共问题。对此,我们应综合运用技术、法律、伦理等举措进行应对。     

监控视频中运动模糊车牌图像参数估计和复原

为了消除监控视频中运动模糊车牌图像的频谱图中间十字形亮纹对模糊参数测量的干扰,首先对运动模糊车牌图像的频谱图进行直方图均衡化,基于Radon空间变换检测出模糊角度θ,然后对频谱图反向旋转θ后按列相加求和后得出模糊长度.分别选用四张不同像素值占比的运动模糊车牌图像对其模糊参数进行精确估计和盲估计,并基于Lucy-Rich...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风险路径及其路径风险——以荷兰数字治理及SyRI案为例

在数字化发展阶段,荷兰通过组建关键信息数据总库和制定以人为本可信任的人工智能算法规则,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权利保护框架和数据保护框架,为引入风险路径创造了条件。在数字化成熟阶段,SyRI案不仅是风险路径的首次实际适用,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复杂算法中,风险分析在分类手段、受力对象和推导逻辑上的颠覆性改变及其诱发的路径风险。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可以借鉴荷兰经验,并结合自身制度优势,通过使用更开阔的系统视角和更包容的协同工具,来应对风险路径从预防走向侵入所带来的挑战。     

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机制及其治理逻辑

网络社会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机制,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已经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议题、算法与编码的资本驱动,媒介、网民与社会的主体互动,技术、文化与权力的现实运动,凸显了网络意识形态感性化传播机制的重大变化。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通过"质询、赋权、资本运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和权力结构,并日益成为关乎社会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鉴于此,优化议题设置模式、完善网络制度建设、构建媒介素养教育、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