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传统视野中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我国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盛行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专业主义,严重伤害了民族的精神品质和力量。古代博雅教育传统张扬着的是知识的内在统一性,是人性的自由与圆满。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在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之中恢复心智和思想的灵性,是摆脱目前文化和教育困局的现实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重视人文科学的教化和价值批判作用,也要重视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的民主化、科学化以及公民意识养成等方面的作用。     

百年中国法治探寻的类型学思考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性法治的探寻之路,从法治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法治实际上是一种西化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法治类型。由于近代中国遭受了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法治类型被破坏而被迫走向了现代性法治之路。百年中国法治探寻之路就是现代性法治的追寻过程,由于它所具有的文本化特质必然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发生一定的紧张关系。中国法治到底属于怎样的类型,不能从理论上完全解释清楚,只有实践才可能真正造就属于中国自己的法治类型。     

汉法连词“和／et”对比研究及其类型学考察

本文从法国学生的偏误入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汉法语里并列连词“和／et”的语义关系进行了比较，初步探讨了“和／et”在语法意义、语法功能、连接功能等方面的异同，并以《小王子》中“和／et”使用频率、使用范围等用法方面的异同作为佐证。最后对英、西、德、泰、越语中与“和／et”对应的词作了简要对比，揭示其类型学意义。     

论类型学研究范式在犯罪学中的应用

类型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是研究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新型分析工具。在犯罪学中应用类型学研究范式其基本步骤有三项，即：确立分类标准，建立“理想类型”；以“理想类型”为参照，将具体犯罪现象予以归类；在诸类型间进行比较，考察类型问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犯罪类型化三层次理论，即可逐步构建出犯罪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模型。     

行政责任工具的类型学分析

名目繁多的行政责任制度根据其着力点、控权机制和内在属性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分权工具、权利工具、测算工具、信息工具和道德工具等五种"理想类型"。不同的责任工具各有其优劣利弊,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效用空间,也有着不同的优化方式。责任工具的创新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工具机制的演绎或构造,控权机制的搭配或组合。     

论刑民交叉及其关涉问题

刑民交叉,是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由于特定因素的关联而出现交叉或者并存的现象.以法律事实的个数为"统一标准",可以将刑民交叉总体上分为"多个事实关联型"刑民交叉和"同一事实竞合型"刑民交叉两类.刑民交叉案件的既有解决办法是以"先刑后民"为原则、以"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为补充,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出现的问题比较突出且反对的声音比较多.因此,刑民交叉问题对策研究期待理论创新.     

中国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百年历程之政策印迹论

自职业教育因"三维碰撞"而生,从类型学和政策学两个视角,可将近百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类型发展划分为萌生、横向扩展、纵向延伸、体系确立、高质量发展五个阶段,政策指引是相应历史时期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决定了"双轨制、双通制"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类型高质量发展的前行方向.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民众民主观的类型及演变研究

早期的民主观研究遵循“可一般化”的普适性理论,将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做理论化抽象,以一套普遍的“真理”来保证政治秩序的运转,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基于发生认识论,对于民主这一复杂的概念,应立足于以“人”为主体的思维活动,将民主观的认知过程设于内源机制与外在环境的互动场域之中,通过知识（民主价值观）与情感（民主支持态度）的统一达到具身认知的平衡状态,以此构建民主观类型学模型,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民主观类型分布情况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民主观在类型分布结构上较为稳定,但在内部构成以及变迁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验证了认知心理学所建构的民主观类型学特征。结果表明：民主在中国社会具有广泛的、深入的民主信念和支持,这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不断向前推进的结果,但同时,民众对民主的理解以及民主信念支持本身还具有内在张力,在形成具有真实的民主经验与转型逻辑的民主观念之路上仍然任重而道远。     

基于类型学视角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研究

类型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常用研究方法。通过类型学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描述事物的特点和规律性,并帮助进行系统化的知识整理和归纳。从不同的角度或以不同标准进行归类,可以将党内法规分为不同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党内法规在完善思路上可能存在差异,但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科学完备的体系,以适应党的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需要。当前,基于制定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调整对象的法规体系、地位程度的法规体系、是否公开的法规体系、调整内容的法规体系都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需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