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自治与特色社区

中国城乡政治的非均衡性突出地表现在基层自治上 ,在农村村民自治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 ,城市却是基层自治的停滞 ,而社会的转型既为城市基层自治提供了一定的机遇 ,又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推进城市基层自治也自然而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文章分析了重构新型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分析了当前城市自治社区的主要问题 ,在城市社区国际比较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基于已经阶层化了的住宅小区为自治单位推进社区自治、创办特色社区的观点 ,并对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载体、基础、动力及自治成功的保证条件进行了深入探讨。     

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商界精英的演进

上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私有化。叶利钦时期,私有化制度由隐形到公开。在私有化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商业精英不断涌现。他们多数来源于各个部门的领导阶层,利用手中的特权或直接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通过从事商业活动,迅速暴富起来。     

新加坡 如何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

新加坡建国初期，普通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平均每一户居民小足一间居室。据官方统计，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的家庭住在贫民窟或棚户区，能够住上像样住宅的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9％，政府面临严峻的住宅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建造公共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为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住宅问题．建屋局开始大规模兴建低标准、小户型住房。后来，政府又宣布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行住房自有化政策，鼓励中低收入阶层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组屋。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村党员先进性建设的思考

农村党员的先进性是党在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给党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建设带来种种新的问题、挑战和考验,对此,只有不断探索和完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宗旨导引、组织管理和政策保障的新举措,才能更好的保持农村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选举中的制衡缺失及其“梗阻”效应

后税费改革时代,村庄选举中的精英联盟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由乡村联盟转向村组联盟,村政精英开始广泛寻求"草根"精英的支持。这种精英联盟的嬗变,将直接导致村庄政治愈加缺乏政治制衡,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性民主。同时,"草根"精英对大众的背离,或许将打破农村社会的固有平衡,加剧农村社会的阶层对立,使得农村社会的非组织化状态更为严重。     

三大部门法视野下阶层式犯罪体系之暗合研究

德日的刑法、民法与行政法皆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形成了三大部门一致的违法(犯罪)构成体系。与四要件犯罪体系相比较,阶层式犯罪体系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准确反映了刑法的内在体系,在判断过程的层次性、逻辑体系的周延性、犯罪客体、正当行为定位、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区分、保安处分等方面更有优势,具有实质合理性。我国刑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在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判例等诸多方面均暗含着违法和责任的影子,默契支持着阶层式犯罪论体系。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身份认同感的灌输——从仪式到教育

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身份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时代,武士阶层与其他阶层被有意识地加以区分。然而,阶层认同感并非与生俱来的,为了培养与强化武家子女的阶层意识,江户幕府利用幼年时期的"成长仪式"和少年时期的"教育",无孔不入地展开灌输阶层意识的洗脑工作。武士阶层是江户幕府统治的基础,统治者凭借高明的手段,培养出了大批有着根深蒂固身份意识、自觉维护统治秩序的武士,使得日本在其统治下迎来了二百余年的和平稳定。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中共执政资源的优化:理念与策略CSSCI

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中共执政的新命题,现代治理面临着多元治理、开放治理和信息化治理的转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党权威、消解着政党沟通、挑战着政党治理,从而对现阶段党执政资源的积累构成了压力。由此,中共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协调政党权威与执政对象,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治理与伦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基础上,优化传统执政资源、调适现行执政资源、再生新型执政资源,以提升执政能力,顺利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     

如何看待西方新自由主义

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都需要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体现着这个国家特定的价值观念。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承袭古希腊以来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础上,把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改造成新自由主义,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进而成为这些国家对外推行全球私有化与自由化的重要支撑,试图把整个世界纳入由他们控制的全球体系,值得我们警惕。     

吉林省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困境研究———基于长吉两地的问卷调查

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结构.目前,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但吉林省的中等收入阶层还没有达到占社会人口总数40％的最低线.本文通过对798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吉林省中等收入阶层面临着收入水平低和购房、子女教育、家庭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较大等困境;中等收入阶层发展面临着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市场化进程、全民创业、利益调整等诸多障碍.为此,本文认为,形成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共识,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拓展社会流动空间,是培育和扩大吉林省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