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贵的纠错成本与迟缓的纠错机制

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立法者将刑事庭审模式由法官纠问式,改成了控辩双方对抗式,无非是希望未来的刑事诉讼能贯穿以下3个常识理念,即疑罪应当从无、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可是,14年过去了,3个理念仍未得到真正落实。     

从《修改决定》看再审申请期限的安排

申请再审是我国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当事人依法享有诉权的具体体现。但是申请再审的权利不能无节制的行使,当事人申请再审应该在法定的期限内进行。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作出了修改,对原《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进行了完善。本文就此次修改,对再审申请期限作一个整理,以期对此有新的认识与看法。     

假如疫情重来

策划人语5年之前的冬春之际,一场势头迅猛的疫情扑面而来。在对抗SARS的日日夜夜里,人们没有蜷缩在病魔肆虐的阴影下,而是为了生命奋起迎击。先有蒋彦永的为民直言、拍案而起,后有钟南山的尊重事实、相信科学,这些是除了医务人员的职责素质之外,最令国人感奋的精神彰显。     

李世民纳谏演变三阶段及其启示

言谏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纠错改正机制,在贞观之初较好地发挥了“正君”作用。可是,从“虚己纳下”到“渐不克终”,再到“不好直言”,李世民在纳谏问题上态度有了转化,这告诉我们言谏之艰难,常常受到各种限制、阻挠和干扰。为此,我们不应寄希望于君主对言谏的态度,而应完善“兼听”机制。     

行政复议目的简论

行政复议目的的准确定位是建立行政复议制度的关键环节。我国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设计过于理想化,未能真正体现“权利本位”,实践上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从复议制度的产生、实践和理论基础等多视角考察可以发现,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行政复议目的越来越倾向于强调人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我国行政复议目的应当定位于“权利救济优先”。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方式的完善

检察实践中出现的侦查监督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监督方式不够配套规范。建议在充分运用现有监督方式的同时,着力建立刑事立案备案制度;明晰刑事立案纠错制度;配套强制性措施监督制度;细化提前介入侦查制度;健全法律监督调查制度,进而实现多种监督方式的合理配置与有效衔接,发挥侦查监督的整体效能。     

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

在政治生活中，什么是对的？判断对错标准是什么？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会认为，是否最符合统治阶级的意愿是一条重要标准：而现代政治中，为了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治理者则应该转变观念，上述标准中的“统治阶级”应该也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替换。     

容错纠错的指标体系和判断标准研究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重要途径。指标体系和判断标准是全面构建和有效开展容错纠错的基础和关键,前者明确容错纠错的情形和范围,后者设定容错纠错的标准和程度。基于文献与实践分析,提出从问题性质、行为动机、行为心态、行为类别、行为过程、任务难度、时空条件、行为后果、纠错态度等九个方面设定容错纠错的指标体系,再根据事业为上、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分级分类等原则,从对象层次、岗位类别、岗位影响面、党政序列、决策过程、任务难度、决策时空条件、任务和决策范围等八个方面确定容错纠错的判断标准。     

干部容错纠错制度文本分析及效能提升

干部容错纠错制度是干部管理从惩罚导向转向发展导向、用制度激发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和尽职免责机制的构成要素。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干部群体的互动进程中,干部容错纠错制度动态演化、变迁及其效能直接关乎干部队伍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模糊性与冲突性是目前制约干部容错纠错制度效能发挥的主要因素。为此,应淡化干部容错纠错制度的模糊性,缓和干部容错纠错制度的冲突性,提升干部容错纠错制度的创新力,以进一步推动干部容错纠错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改革创新中干部容错纠错长效机制的边界、清单和流程初探

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面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不愿为、不敢为"等问题,需要加强对改革创新中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边界、清单及流程的系统化研究,增强实施容错纠错机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切实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直面干部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的慵政懒政现象,为广大干部提供一个干事创业、大胆作为、勇于探索的空间,为全面深化改革释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