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权益保障法》主要救济制度的构成、特色与运行

妇女联合会协助救助制度、约谈制度以及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救济措施”一章中新增加的重要制度。妇女联合会协助救助制度以直接维权和间接协助结合、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衔接的方式为保障妇女权益提供了先后四层保护,充分实现了妇女联合会价值优势最大化并减轻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压力;约谈制度以协商为基础,将适用范围从“确定违法”扩充至“可能违法”,不仅改变了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且有利于建立多方参与的长效治理机制,与传统刚性行政措施完美衔接;公益诉讼制度与检察建议形成合力,试图解决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侵权问题,对妇女权益形成普遍关切,打开了维护妇女人权的新局面。这些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妇女权益保障的严密网络,同时仍需进一步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方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真正落地实施,彰显这部法律的可操作性。     

与法院的特殊“约会” 集中约谈制度警醒“老赖”

"陶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现在当庭宣告裁判内容如下:判处陶某有期徒刑一年。"随着法槌的落下,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内的旁听人员正要有序离开时,旁听席上未离席的两人打破了沉默。"老郑,你也看到不还钱还转移财产的下场了,欠我的这点儿钱你自己说什么时候可以还我?不还的话,我也准备去告你了。"     

发改委的“约谈”并非一无是处

运用＂约谈＂的方式遏制价格操纵是＂治标之法＂,但如果政府长时间过度依赖这些策略,就会引发风险     

纠偏与规制:试论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完善

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适用目前还存在约谈实施的单向性偏向较大、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地位的平等性失衡严重和约谈过程中的协商性不足三大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对环保行政约谈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也即集中于如何规制环保行政约谈上。因此,针对问题,建议环保行政约谈更多地采用平行式的运行模式、赋予行政相对人提起启动环保行政约谈的权利;同时有必要强调行政约谈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除了必须遵守行政法基本原则以外,还需要遵守公益优先原则、预防优先原则、自愿协商原则、公开原则以及损害救济原则,防范环保行政约谈走向法治化的另一面。     

谈话明责任督促抓落实——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推行约谈工作纪实

“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你们对狠刹节日送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有什么打算，准备采取哪些措施？”9月13日上午，南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卢作全就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有关工作，约谈青山湖区纪委书记谭伯乐，问情况、提要求。     

派驻纪检机构，改革进行时——约谈、查案、监督……——约谈动真格，监督更有力——四川省纪委、监察厅约谈派驻机构负责人及加强派驻机构统一管理侧记

如果说巡视组是千里眼、顺风耳，那派驻纪检机构就可以说是监督“天眼”，撒豆成兵，无处不在。但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制度设计，一度却面临“广种薄收”的尴尬局面。“在驻在单位是外人，到纪委来是客人，久了就成了陌生人”，一句玩笑话，留下诸多想象空间。     

行政检查、行政约谈能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吗?——基于网约车平台的“大数据+准实验”研究

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平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如何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提供充分的论证与解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性风险这一议题,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下的威慑与遵从逻辑,研究采用“大数据+准实验”的设计思路,将网约车监管中的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政策干预变量,以公众微博文本中挖掘的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利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政府规制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行政检查基于强制与惩罚对平台产生了威慑效果,行政约谈通过劝服与对话促成了平台的遵从行为,二者均能有效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干预当期政策效应显著但不具有长效性;(2)行政检查、行政约谈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规制手段强制力的高低对规制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威慑性规制的效果更为稳健。研究将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扩展到平台规制这一新兴技术治理领域,丰富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为从公众评价的角度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证明,行政约谈与行政检查的...     

21世纪的生态商品

广东惠州市纪检监察机关针对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实行信访约谈制度,把反腐败的关口前移,通过约谈既弄清了事实真相,又给这些干部敲了警钟。仅二季度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约谈县(处)级和科级干部就达33人,收到较好效果。据悉,目前信访约谈制度正在广东省纪检监察机关逐步建立和推行。     

平台经济治理中的行政约谈：实践源流与优化向度

兼具商谈性与非强制性的行政约谈在秉承包容审慎原则的平台经济治理中广受青睐。在灵活应对不确定性、消解公私对峙压力、缓和执法资源不足等功能性标签下,平台经济领域行政约谈也面临着以谈代罚、形谈实罚、屡谈屡犯等现实困境。传统治理领域行政约谈的体系性与标准性的缺失、实效性与互动性的式微等普遍性问题仍然掣肘新经济领域的规制效率。立足平台经济的“破坏式创新”,行政约谈应在合作治理、包容审慎视阈下强化约谈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参与性,借助全阶段的信息披露,促使约谈流程由“闭目塞听”转向“多元透明”。因应“刚柔并济”的制度禀赋建构,治理机构仍应科学统筹治理资源,引入信用工具平衡约谈协商性与实效性之间的张力,进而确保治理平台经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