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税人诚实纳税推定权

谈到税收,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纳税的义务: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当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只有公民依法纳税后,国家才能将税收作为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本来服务于公民,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公共性服务。这样的理论之所以深入人心,一方面是因为国家为了提高公民的纳税自觉性和积极性,一直偏重强调税收的必要性,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是因为税收是受国家政治权利保护的,久而久之,国家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淡化了纳税人的权力,不自觉地放大了自己的行政权力,公民也忽视了自己在纳税中的权利享有,这样严重导致征税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公民只有应履行的义     

完善甘肃省综合行政执法考核评估之思考

综合行政执法考核评估既属于政府绩效考核的范畴,同时也是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核评估对甘肃省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意义重大。本文从甘肃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际出发,提出完善考核评估的三条实施路径,以期为甘肃省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我国小学校园安全问题的情境犯罪预防

情境犯罪预防是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对犯罪反应失败的情形下诞生的第三种预防犯罪模式。情境犯罪预防强调五种干预原则。情境犯罪预防已经在西方国家取得了极大成功,被认为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犯罪控制手段之一,是最具影响力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犯罪预防理论。我国小学校园安全隐患颇多,维护校园安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情境和环境因素在防控青少年犯罪和保护青少年不受犯罪侵害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运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来应对小学校园安全问题不失为一种务实、高效、创新的手段。     

较这个文件比好

住建部6月7日发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作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配套政策,确定了房屋征收补偿的评估办法。新的房屋征收评估规定明确了负责房地产价格评估的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征收房屋的价值将完全按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不再综合政府定期公布的房地产市场价格。     

注释体例

正一一般中文著作注释要求(一)首次引用引用的资料第一次出现在注释中时,一般中文著作的标注次序是:著者姓名(多名著者间用顿号隔开,编者姓名应附编字)、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1.专著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13页。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第36页。阎学通等:《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168页。[作者三人以上,可略写为××(第一作者)等;出版社名称已包含地名,     

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机遇挑战、分析框架及对策建议

大数据技术开启了重大的时代转型,既被认为是技术或能力的提升,也被认为是思维方式或社会文化的变革。在公共政策领域,如何基于大数据技术创新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也成为了当前时代发展的新命题、理论探索的新问题。本文以“大数据驱动公共政策评估”为研究对象,从需求端深入调研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演进趋势,从供给端系统总结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此为基础从科学导向、逻辑导向、问题导向等维度出发,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三维矩阵式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三维视图研究逻辑和三维导向研究路径的分解,进一步提出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对策建议和保障机制。     

从增长到包容：城市权利视角下包容性城市的多维度内涵与评估

包容性城市指城市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居民表现出开放、接纳、认同、尊重的态度,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空间排斥与隔离,保障城市居民权利平等。本研究基于城市权利理论,提炼了包容性城市的核心内涵,构建了包含五大维度在内的包容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分别为空间生产—财富均等、权利平等—资源共享、流动正义—人口融合、人文关怀—社会救济和环境正义—绿色发展,该体系涵盖17项二级指标与46项三级指标,然后选取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样本,用熵值法进行权重赋值,评估出样本城市包容性水平。研究发现：样本城市包容性水平总体情况良好,超大城市凭借先发优势吸引外来人口,以城市权利改进治理水准,对城市包容性产生正向作用,形成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而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的包容性程度相对较弱。中西部地区城市中,存在成都、武汉、长沙、贵阳这四个“噪点”,呈现出较高的城市包容性水平。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社区矫正法》生效后法院履职转变的实证研究

《社区矫正法》对法院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增加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听取社区矫正对象的申辩等内容。法院履职发生了较大转变,既有法定履职层面的“刚性”转变,也有理念层面的“软性”转变。应立足该法生效后的大背景,针对法院履职的显性与隐性变化问题展开实地调查,全面了解实际运行状况,科学把握工作中采取的一些积极探索举措。针对履职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相应的完善对策包括树立新理念、进一步完善审前调查评估制度、全面系统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延伸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等。     

我国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在犯罪类型结构发生变化、技术管控能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我国近年来启动了新一轮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实证研究表明,2020年以来,我国逮捕率与审前羁押率均持续降低,但是依然存在逮捕率下降不均衡、逮捕条件适用不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效果不彰等问题。域外关于审前羁押的合宪性辩论、基本原则与改革方案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深化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审查逮捕准确化,防范逮捕率过快降低造成“两重风险”;风险评估数字化,将风险程度与监管措施准确匹配;羁押决定民主化,建立完整的审前阶段权利保护体系。在制度与技术方面,应以构建本土化的风险量化评估机制为中心,推动考核制度、替代措施、电子监控、羁押听证等相关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