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信用卡套现的成因、危害及对策

近年来,信用卡非法套现呈现组织化趋向明显、越来越具有隐蔽性、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套现的金额不断攀高的特征。信用卡非法套现活动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危害性,它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影响宏观经济决策,造成了银行利益受损,放大了银行信贷风险,并且能够衍生其他违法犯罪。为防范信用卡套现犯罪案件的发生应加强立法,完善信用卡法律制度,大力拓展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融资渠道,强化信用卡管理制度,完善发卡和收单机构管理机制,建立信用卡风险防范合作机制。     

社区公共治理与和谐社区的组织化构建

随着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利益整合机制失灵,社区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在对和谐社区作出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认为社区公共治理结构的建构必须在行政资源的推动下,注重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但也面临初始行动者的生成、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信任和社区治理网络的协调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难题。     

有组织犯罪类型研究

所谓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以上故意实施的、以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一切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或者集团犯罪活动。①在我国,有组织犯罪业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重要的犯罪形式。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要求我们必须尽快从理论上对有组织犯罪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尽管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已经对此做了大量工作,但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收集材料和对材料进行初步整理的阶段,尚缺乏较深刻的理论剖析,即使是对有组织犯罪的分类也远谈不上细致和准确。而对事物进行恰如其分的分类正是深化对事物认识的…     

上海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上海郊区的实践证明,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沟通农民与企业、生产与市场的桥梁,是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探索和总结上海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式和路径,     

试析毛泽东的农民组织化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农村窘境的科学认识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展开了自己关于农民组织化思想的两个维度:在党、政、军体制内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在党、政、军体制外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中,这一思想也无不发挥其应有的光辉。     

黑社会的“保护伞”是如何形成的

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引起了人们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广泛关注。黑社会一词,作为外来语,即英语under-world-society,可以直译为地下社会。在汉语中,这里的“黑”应是指私下的、秘密的、非法的、邪恶的等意思。这里的“社会”即意味着是“有组织的”,且组织化程度具备了社会的结构、功能、运转管理模式等。可见,黑社会是相对于合法社会而言,与主导的、正常的合法社会相对应、相对抗的非法社会。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产生至今,虽只有短短的20年,但在一些地方发展迅速,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气焰十分嚣张…     

社会组织化视角下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研究

全面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需要在改善政府内驱力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增强民间动力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县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社会组织化有利于培育和激发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因子;有利于凝聚和整合分散的个体力量,增强依法行政民间动力的作用效果;有利于扩大民间动力的作用面,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健康均衡发展;有利于形成政府与社会分享公共权力的治理结构,强化民间力量对政府的制衡。目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民间动力主要存在动力形态原子化、动力主体行政化、动力资源闲置化和动力输出无序化等问题。从社会组织化的视角分析,增强和改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大力培育和促进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二是加快推进政社分开,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三是激发县域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组织化民间动力的有效生成与充分释放;四是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利益集团理论与中国的利益组织化

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源于西方社会分析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适应性。西方利益集团的概念模型和理论解释框架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的利益组织化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资料。     

武乡县工商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山西省武乡县工商局服务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和载体。近年来，该局逐步摸索出一套符合当地实际的服务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组合拳”，有效解决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差等难题。截至目前，该县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73户，出资总额达1．4亿元，涉及反季蔬菜、特色小杂粮、梅杏、种植养殖等多个特色产业，可带动8万多农户增收，各项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大幅增长。     

利益、信念与动员——革命年代中共乡村社会组织化效应分析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影响其发挥作用的"变数"非常多,农民是按照他们从组织者那里获益多少来决定其政治参与的程度。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化来积极介入生产活动这一农民生存的"核心地带",带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更主要的是满足并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经济待遇,由此赢得了他们的信念支持与政治认同,最终促成自下而上的"农民革命"。这一过程折射出党或政府的信念、目标或政策在其大众化、社会化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动员的问题,即在民众这一层面上怎样才能顺畅地让他们实现从"利益认同"到"政治认同"、"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的有效转换。深思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乃至于政府的制度的有效供给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