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荒”背景下的青年民工组织化与劳资关系整饬

当前青年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和崛起，集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也在萌生。在“中国制造”工业化如火如荼的进程中，“政府-资本-工会”三方均衡模式并没有随之形成，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中劳资博弈出现了新生代民工用脚投票的现象，“工荒”成为劳资关系局部失衡的表现。由于新生代民工数量的规模化没有随之形成组织化，他们缺乏可靠的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是我国劳资关系走势的基调，它的实现有赖于通过民工组织化的力量来解决，有赖于公共部门摒弃纯粹的发展主义，在劳资关系上培育合作主义，从而塑造生成互惠互利、和谐共生的新型劳资关系。     

阜宁县政协为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建言献策

前不久,阜宁县政协主席陈世明,副主席王惠炎、吴有根、王克雄带领部分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全县农业产业化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视察。他们听取了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林牧渔业局、水利局等部门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到新沟、羊寨、硕集等12个乡镇进行调研视察,并进行了座谈。大家认真总结有关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一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深对农业产业化的理解,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增强搞好农业产业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二是加强组织化力度,强化配套服务功能;三是坚持效益第一、因地制宜、科技领先、循序渐进的原则,确保农业产业化稳步发展;四是要争品牌、创名牌,扩大产品     

湖南“万企联村”活动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探索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湖南开展的"万企联村"活动通过引导、组织非公有制经济深入农村结对开发项目,创新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形式和载体,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社会组织化程度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变化是青少年犯罪的控制性因素之一。社会解组理论虽然分析了社会失范现象的原因，但并没有完全解释失范问题出现的社会现实原因。社会组织化程度下降导致社会控制力减弱，青少年犯罪现象就会大量出现。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单位组织、社区组织都出现了瓦解、转换，社会组织化程度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下降趋势，因此青少年犯罪会迅速增长。通过增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提高稳定性，强化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可以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关键是发展农民经济性自治组织

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中国农民将面临强有力商业集团的无情竞争,而我国农业生产者相对分散,势单力薄,无组织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是没有竞争力的弱势群体,经受不起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决定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着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作者认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农民经济性自治组织。     

建立社会协调机制 促进社会自我管理

建立社会协调机制,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是克服原有社会管理体制缺陷,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思路。目标是要形成政府调控和社会协调两种机制的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管理网络,增强社会自治,提升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水平。通过着力创新和完善制度,加快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的素质和能力,为建立完善的社会协调机制创造必要条件。     

以“六抓六促进”为抓手 推进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上海市南汇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以“全覆盖、凝聚力、组织化”为目标，以“抓组建促覆盖、抓队伍促提高、抓机制促规范、抓载体促有效、抓功能促发展、抓领导促推进”的“六抓六促进”为抓手，切实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全力推进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以一流的党建、促一流的发展，为把南汇建设成为现代化滨海新城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论解决“三农”问题的三个关键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新形势下,"三农"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形势更加严峻.本文拟从农村教育,农产品加工业,组织化、信息化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江苏：多种模式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为尽快改变农民“提蓝小卖”应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局面。江苏省近年来积极实施多元带动工程，通过合作机制创新，帮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犯罪学视野中的地下经济

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消极因素,例如经济规范的不完善、市场经济管理的不完善以及其所造成的市场秩序的紊乱成为地下经济滋生的温床。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地下经济行为以及其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并通过各种经济调控手段加以治理业已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地下经济与犯罪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犯罪有组织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对城市治安管理产生严重的威胁,成为城市治安的一大顽症。因此,笔者认为,从犯罪学角度来考察地下经济行为的特征、发展以及与犯罪之间的联系也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