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全面和谐发展的理性诉求

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理应具有“快、高、强、好”四项基本诉求和其它两项更深层次、更为重要的内在诉求。我们只有把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促进生产力全面和谐地向前发展,才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物化观与马克思问题域逻辑转换

物化观是解答当代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的物化观有一个从早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性批判到实践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的问题域逻辑转换过程 ,对物化观的经济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确立的基础。物化实质上体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利益关系下对主体 (劳动者 )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否定关系。正如消灭异化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一样 ,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改变滋生物化的特殊经济利益关系 ,建构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 ,劳动 (实践 )创造的产品才会体现对主体 (人 )生存和发展的肯定关系。这就是马克思物化观问题域逻辑转换的价值指归。而卢卡奇把物化从经济因素中剥离出来 ,按黑格尔理性革命观的图式将其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 ,它无疑为一切把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当作价值事实的唯意志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     

略论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所倡导的经济人假定、弱政府模式以及公共物品的混合供给制对政府改革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就我国而言,公务员单纯的道德人定位应当让位于经济人定位;强政府模式应当让位于弱政府模式;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应当让位于多元混合供给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伦理精神的理性构建

文章提出了调节经济活动的三种手段，指出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批判继承儒家美德伦理和西方契约伦理两种思想资源，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伦理精神的“国际接轨”，最后呼吁要充分发挥企业界、政府、学术界在经济伦理精神建构中的作用。     

经济人 没事也找律师谈

“有事找律师谈”,已成为一种时尚,“没事也找律师谈”,我相信很快也会成为一种时尚。每日,经济人接触到的都是如何规范经营,如何规范市场,如何依法治国等等。这一切都与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不无关系。这一切又似乎与中国现状下的经济人不很协调。经济人,更着重的是经济活动。法律,似乎是律师的事情。但你是否想到天天与法律、法规打交道的都是经济人。开工厂,进原料涉及会同法,请工人涉及劳动法,出产品涉及质量,产品出售后还有三包条例,交易过程涉及税法,还有很多很多……     

权利表见责任研究——以物权法善意取得为视角

善意取得理论解决的是外观信赖人取得受让财产权利的正当性问题,而真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法理正当性则在于其应承担的权利表见责任。权利表见责任,即所谓“对权利表象的责任”。权利表见责任有其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必然性,其法理基础在于理性受意人角度的意思表示解释理论。权利表见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是作为第一性的义务,而非第二性的法律责任。     

法官的经验与理性

初民社会是以人神互相感应的方法来解决诉讼问题的,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遗迹。大陆法系的司法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演绎,重视法律的理论体系;而英美司法则完全是经验性的,强调遵循先例,而不注重体系。法官对法律的思辩是依赖于经验的,但是经验却不总是足以对思辩的疑惑提供裁决,所以真正的法官思辩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法官对经验与理性的追求体现的是法律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的逻辑力量。理想的法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经验理性。     

论刑法理性

本文从刑法的实体规范和运作过程相互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刑法理性的概念,强调刑法理性贯彻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是保证刑法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性、合理性、节制性构成了刑法理性的基本内涵。     

打造中国信用经济的理性思考

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 ,是有序的、规范和成熟的法制经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信用经济发展经验 ,研究中国信用经济发展历程 ,探索中国信用经济发展特色以及发展的思路与途径 ,无疑对中国应对WTO挑战、融入世界经济洪流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理性思维能力

理性思维能力是作为组织者、决策者、统领者的领导干部的必备能力。在实践中 ,领导干部在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上往往陷入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打好了理论基础 ,有了较高的理论修养 ,自然就有了理性思维能力。二是认为理性思维能力的问题 ,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一般 (基层 )领导者没有多少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能力的地方 ,无需在理性思维能力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两种认识是错误的 ,非常有害的。理性思维能力是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忽视的问题。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领导干部才能切实提高理性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