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执法警察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缺位研究

新时代执法警察在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要达到专业化、职业化要求,能体现出公平正义、规范有效执法。当前仍有大量数据显示执法警察在常规警情处置中受伤甚至牺牲,这说明执法警察的强制能力与新时代要求有差距,因此要重视执法警察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提升建设。执法警察在常规警情处置中的强制能力缺位主要体现在强制手段与法规条例要求,以及与极端违法犯罪手段不对等等方面。通过分析发现警察个体自身执法条件和警察组织环境会对执法警察强制手段实施带来影响。一方面,要以维护公安法治权力为导向,加强警察队伍自身执法条件建设;另一方面,要以保障警察执法权益为导向,加强公安机关组织环境建设。     

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就业优先的阶段性内涵与生发机制

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战略名词,就业优先惟有明晰其阶段性和针对性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的魅力。结合低中高收入水平及其各自所处阶段的发展均衡陷阱,以反贫困、反对不平等、实现 充分就业与体面就业等阶段性主要任务为媒介,可探究就业优先的阶段性内涵与生发机制。总体上就业优先的 内涵变迁可拾级而上形成三个阶段,即努力实现市场化就业优先的低等水平就业,追求就业数量优先的中等水 平就业,致力于就业质量优先的高等水平就业。就业优先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性内涵依次对应收入水平的低等、 中低等、中高等不同阶段,但并非绝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并把握好就 业质量优先这一新的阶段性内涵,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     

美国总统选举中"摇摆州"的两党争斗——以威斯康星州为例

总统选举是美国政党政治的重要主题。近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分歧巨大、斗争激烈。政党极化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现象,民意互为对立,鸿沟日益扩大。两党实力相对均衡、选情胶着的"摇摆州"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威斯康星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州的共和党近年来通过严格的选民身份法和瓦解有组织的工会等一系列选举制度改革,削弱了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和实力,巩固并扩大了自身在选举中的相对优势,民主党基本盘萎缩,共和党所获选票比例相对上升,最终在"胜者全得"的制度下,2016年特朗普在该州胜出。从摇摆州两党选民的力量对比,可以分析选民群体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而透视美国政党极化和争斗的政治逻辑。     

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分析

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其本身应该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将其结构与功能看作是一对基本研究范畴,需要从比较历史研究的维度、跨学科的综合分析维度和系统分析的维度进行研究。从国外法院发展史角度来看,法院具有共通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其成长的渐进性、结构的复杂性、功能的科学性和组织自身的变革性。随着全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结构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般性逻辑框架和政治理论的共通性规律为视角,可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结构概括为哲学基础、理论主题、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治国方略)以及具体理论和政策领域等五个层面。其中,哲学基础提供价值与方法,理论主题明确核心问题,基础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认识的深化,应用理论(治国方略)以及具体理论和政策领域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应用理论(治国方略)涵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完成"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战略安排,可以通过与"四个伟大"的层次对应,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治国理政逻辑思路。同时,应用理论(治国方略)也包含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内容。     

朝鲜族乡村社会的集中村建设及其社会共同体的质变

城镇化进程将导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与巨大社会变迁.引导乡村社区的整合与重构,摸索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必要的.朝鲜族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为了克服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朝鲜族社会自发组织起集中村建设运动,通过集中村的形式实现就地城镇化的道路.尊重经济结构形式与社会共同体形式之间关系的规律,成为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区重构的关键因素.集中村建设经验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日本近世关于伊势外宫地位的论争

江户时代伊势神宫中的内外两宫围绕外宫的性质和地位高低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论战。外宫神职主张,外宫的祭神不仅是丰受大神,同时也是国常立尊和天御中主神,这样就赋予了丰受大神以祖先神的性质。外宫神职同时延续了中世的"二宫一光说",即认为两宫关系是阴与阳、水与火的二元关系,天照是二宫之通称。外宫据此谋求提高自身地位,达至与内宫地位对等。内宫方面则逐个反驳以上主张,否定外宫祭神是国常立尊,并彻底反对中国的阴阳思想。外宫在论战中的失败是追求地位对等与封建等级秩序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