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应对之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做重大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深刻影响。2003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再次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研讨热潮。此次修法的基本精神十分明确,就是进一步加强权力制约,保障基本人权。由此出发,此次修改的一大重点就是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这将导致我国侦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公安机关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

我国给付障碍统一构成要件规则来自于德国"不履行"理论,但合同法并未统一法律效果,也未根据法律效果结构请求权基础,履行不能的制度功能并未因为统一构成要件而消失.在履行不能制度功能上,由于免责事由规定过窄,出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失衡的情形,而且没有规定对待给付当然消灭规则.在履行不能类型上,没有规定自始不能、部分不能、暂时不能、人身不能等规则,对此需要通过理论继受加以补充,在法律上还要明确经济上不能与情势变更之间的关系.在履行不能与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竞合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人民调解是我国民间调解的法定活动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其作用日益下降。"诉调对接",即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不失为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发挥其便捷、低廉、快速解纷功能的重要方法。     

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

<正> 任何类型的诉论中,统治者出于维护本阶级统治的需要,都在法律中规定了相应的理冤措施,以弥补审判机关裁决中出现的错误。本文试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及其借鉴作如下探讨。一、我国封建社会的理冤制度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中,虽没有明确的再审制度之名,但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却有重新审理之实。从当事人或他人申诉的角度来说,有复审制度和直诉制度,从皇帝或司法机关主动发现和纠正冤错案件的角度来说,有录囚制度和监察制度。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寓教于乐，让语文课魅力四射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所主张的“乐之者”其实就是一种快乐学习法，即学习源自兴趣，而兴趣源自快乐。北宋教育家程颐进一步提出寓教于乐，适时教学思想。他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乐学必见意趣，否则索然寡味，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教育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我认为“乐学”这一理念应渗透到语文教学中，不仅让学生乐学也要让老师乐教，让语文课堂成为师生的乐园。     

民事诉论举证责任分配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已于今年4月1日施行。笔者结合的民事审判实践，对《证据规定》中有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应对之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曾于1996年作过重大修改,当时的许多改革措施,如调整管辖范围、律师介入侦查、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等,都曾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深刻影响。新法实施7年后,2003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再次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研讨热潮。此次修法的基本精神十分明确,就是进一步加强权力制约,保障基本人权。     

科学革命与上帝之死——读《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回顾科学史在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人们首先就会想起两个人:乔治·萨顿和亚历山大·柯瓦雷。正是乔治·萨顿在学科建设上的不懈努力,促使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亚历山大·柯瓦雷则为这门新兴的学科开创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传统——科学思想史的传统。可以说,正是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使科学史走向了成熟,为它在人文学科的殿堂中赢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