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理性思考——以法院调解的价值目标为导向

2004年以来,为解决司法改革所遭遇的积案困境,备受质疑和冷落的法院调解制度被再次推到民事诉讼舞台的中心。这意味着法院调解制度必须在反思其历史上已暴露的弊端的基础上重构其价值目标和基本程序,否则对调解的回归只会导致其失败经验的简单重复。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体现其对司法改革需求的有用性,决定其程序设计的价值取向。与之对应,以调解原则和调解模式为核心的程序建构,是实现法院调解价值目标的程序保障。重新思考并准确定位法院调解的价值目标是当前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是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关键所在。     

论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标准

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标准分为:概念标准、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三个方面。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概念是确立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标准的基础;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的形式标准其实就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特征和功能;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的实质标准主要包括:行政法的目的、行政法的根本价值、行政法的基本矛盾和现代宪政精神。     

德国刑事政策的任务、原则及司法实践

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祥地 ,也是刑事政策思想学说最为深刻、系统的国家。它将刑事政策的任务定位于 :基于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犯罪态势指导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罚执行法律在内的刑事法律的制定、执行及变革 ,指出与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人道、法治和公正三大原则贯穿于刑事政策的始终 ,使得现代德国刑事政策的进程表现出整体上犯罪网趋宽、刑罚网疏缓 ,而对特定犯罪轻中有重、重势增强的特征     

环境责任"原罪"说--关于环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再思考

关于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解释,学术界作过反复探讨,但都没有给出无懈可击的论证.我们主张环境责任"原罪"说,即任何环境行为都负有妨碍环境的"原罪",环境侵权是由环境行为引发的对有归属利益的危害.环境侵权行为人只是环境行为人中的一部分,只有他们才成为环境侵权的受控者.     

中国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获立法保护——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共七章八十五条,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管理机制、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精神障碍的康复、精神卫生工作的保障措施、维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等作了规定。解读一:解决当前精神卫生突出问题纵观精神卫生法,其在立法思路上主要体现了五点:一是立足现实,解决当前精神卫生工作的突出问题;二是     

美国环境犯罪严格刑事责任的演化与评析

为了确保食品、药物及环境等涉及公共福利领域的安全,美国法院发展并确立严格刑事责任制度,该制度包括公共福利犯罪原则和有责任的公司管理人员原则。确立环境严格刑事责任的目的是确保刑法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环境法遵守方面的效率。公共福利犯罪原则和有责任的公司管理人员原则减轻了美国起诉部门的证明责任,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提高了犯罪的成本,增强了刑法的威慑力。这体现了美国环境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利益保护优先和效率优先。     

保障性住房审核信息不属个人隐私应予公开

【要点】在保障房制度中,当涉及公众利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与申请保障性住房人一定范围内的信息隐私相冲突时,应将保障房的公共属性放在首位,使获得这一公共资源的公民让渡部分个人信息,这既符合比例原则,又利于社会的监督和保障房制度的良性发展。【案情】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政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肥城市房产管理局。原告杨政权向肥城市房管局等单位申请廉租住房,但因人均居住面积不符合标准,未能获     

论如何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改善政府信用现状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更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具有现实意义。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初探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 ,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企业采购 ,也不同于政府的一般行政行为。国际上重要的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 (或地区 )都制定了“政府采购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规制 ,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的政府采购行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显著 ,但相关立法尚不系统、完善 ,需要加强研究并加快建立健全 ,以实现政府采购行为的总体目标 ;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经济效率 ;保护民族工业、扶植本国企业 ;最大限度内限制政府采购中的腐败行为 ;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尽可能开放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     

美国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公共政策例外:形成、实践与反思

公共政策例外是美国各州法院司法实务中形成的普通法例外,它构成了对美国传统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限制。该例外的适用,为那些因拒绝从事违反公共政策行为而遭解雇的员工提供了侵权法上的诉因。由于法院在适用该例外时对公共政策的涵义和法源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导致司法判决的不统一,对全面保护劳动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通过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探求公共政策的法源,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公共政策例外在不当解雇案件中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