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款“来有路去有踪”需放开官方管制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踊跃捐赠，如今这些社会捐赠资金是否全部到位了呢？针对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司长徐爱生4月22El表示，社会捐赠资金99．9％已到位。（4月23日《京华时报》）     

政府不必补贴富人

政府管制价格，效果则不如直接给穷人补贴。补贴穷人可点对点，是雪中送炭，且富人搭不了便车：而价格放开，又能节约资源使用。一箭双雕，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构建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思考

建立和完善环境税收制度,运用市场手段及经济激励措施控制污染、合理配置资源,是众多发达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的成功经验之一.单纯的环境行政管制手段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当前环境现状日益恶化的发展趋势.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环境税收制度,以市场为手段调控资源配置、治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应对经济发展、建立和谐社会、发展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用“失足”代替“卖淫”同样是歧视

2010年12月11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在公安部工作会议上表示: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由此,失足妇女这一称谓成为媒体热议的词汇。公安部领导表示要改变卖淫女的称谓为失足妇女,并提出尊重,也就是说,官方觉得卖淫女是一个带有歧视性色彩的称谓,失足妇女听起来舒服一点。     

农产品价格行政干预之辩

<正>政府动用行政式的价格管制是最方便的做法,最容易上瘾并产生依赖感,如果价格干预和管制变得频繁,损害的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近期,以大蒜、绿豆等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异军突起,触发以稳定物价为重任的主政者的敏感神经。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过早逝去的生命 枪支暴力阴影下的美国年轻人

造成12人死亡59人受伤的丹佛影院枪击案刚过两周,8月5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奥克利克锡克教寺庙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4人受伤,半月全美两度宣布下半旗致哀。枪支泛滥造成的暴力犯罪就像一场无声的战争在美国本土进行,虽从未宣战,却真实而残酷地夺去越来越多人的生命。据2011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披露,美国每年3万多人死于枪支暴力,20万人因枪支暴力受伤。人们因而人心惶惶,更多人选择购买枪支以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美国有2.8亿支枪,32%的家庭拥有枪支。然而,一直在全球范围宣扬自由民主、致力反恐的美国政府却始终未提出任何枪支管制的新举措。     

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及其启示

经过70年的发展,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逐步形成了以《农地法》为主体的农地利用管制法律体系。建立了农地利用规划、农业振兴地域整备、农地转用许可、农地权利转移许可等多种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并因应社会变化,创设了促进土地利用的管制制度。日本农地利用管制制度发展历程,给予我们诸多有益启示,值得我们在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上予以借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功能审视与制度重构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制度实效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有偏差。其核心功能本应是辅助规划实施、实现公共利益、重置土地发展权以及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但现行立法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作为其要件,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空间。为充分发挥政府优先购买权特有的制度功能,应当在制度上转型和重构:建立特定规划发展区域的政府优先购买权;将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客体由土地扩展至不动产;放宽政府优先购买不动产的价格限定;优化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实施机制;强化对政府优先购买权的自由裁量约束和外部监督。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优先购买权与不动产征收、土地收回、土地收购等制度的功能互补,进一步健全我国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