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农民工的“娘家人”——恩施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丁清传谈农民工法律服务站建设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且队伍庞大。近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突出,工资拖欠、安全事故、同工不同酬等时有发生;同时,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恩施市总工会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法律服务站,为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网络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探解

网络诈骗作为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具有专门的入罪与量刑标准。与传统诈骗相比,网络诈骗的入罪门槛低,量刑相对重,准确认定网络诈骗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实现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至关重要。然而现有司法解释并未明确网络诈骗的概念,且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致使网络诈骗的司法认定成为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正确认定网络诈骗,首先是要厘清普通诈骗与网络诈骗的区别,以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然后要厘清网络诈骗与特定网络环境下盗窃、赌博及信用卡诈骗的区别,以解决此罪与彼罪的问题。     

走出伪科学陷阱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一些伪科学观点在网络中沉渣泛起,妨碍了人们对疫情的正确认知,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人们对科学知识认知与积累不够、伪科学产业链的形成、相关信息发布不及时不透明等因素是助长伪科学之风的重要原因。走出伪科学陷阱,要增强辨别真伪的能力,树立批判性思维。     

新媒体时代中国画艺术的海外传播与推广

中国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是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窗口。新媒体时代中国画在海外的传播应正确处理好"媒体图像"与中国画创作、"快餐式消费"与中国画创作的两大关系,加快对外传播平台建设,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方式,不断增强中国传统艺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亲和力、吸引力,展现我国开放、包容、文明、民主的国家形象。     

投资交易型网络诈骗案件的电子证据分析

以贵金属、原油、农产品等为投资标的,实则操纵交易平台运作来赚取投资者钱财的网络诈骗案正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投资交易型网络诈骗案件隐密性强、较难识破、涉及电子证据多,给公安机关侦破该类案件带来取证难、定性难、打击难等侦破难点。在对投资交易型网络诈骗案的信息流和资金流分析后,归纳其电子数据源、电子证据分析方法,以期为该类案件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和司法鉴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小镇青年消费力量崛起

岁末年初,小镇青年暴发出强大的购买力。2019年“双11”期间,仅16分钟,拼多多就卖出1000辆国产车,购买者大多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京东平台新增用户近三成来自下沉市场,65英寸以上大屏电视在县镇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小镇青年,指的是来自三四线城市、县城和农村,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拥有一份得体工作的青年群体。     

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逻辑：公开承诺压力与选择性回应——基于66个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实验设计

立足我国制度环境与行政体制,建构了网络问政领导信箱回应运行理论框架,提出影响回应绩效五个影响因素,包括行政系统区域特点与领导者特质两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压力、舆论压力及诉求压力三个维度。采用德尔菲法建构了领导信箱回应绩效指标体系,并采用实验设计搜集66个领导信箱网络问政回应的有效样本。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压力中的公开承诺程度对回应绩效有正向效应,诉求压力中的诉求类别对回应绩效有显著影响,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回应绩效,可以完善内部回应流程、公开对外服务承诺与建立自下而上回应性问责机制。     

行业场域中的制度同形与企业欺诈行为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再思考

文章基于行业场域中制度同形的视角分析了三鹿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三鹿事件不是个案,就三鹿谈三鹿,很难形成对三鹿事件全面、科学的认识。文章从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与规范性同形三方面论述了行业场域在三鹿事件中的地位,还原三鹿事件发生时整个行业的生态。     

全球视域下的网络言论自由立法研究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网络言论自由作为传统言论自由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发展,受各国宪法保护,并由立法机关通过具体立法加以保障和实现。着眼全球,对网络发达国家如何通过立法规制网络言论自由进行研究,对于提升我国的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网络治理:21世纪公共管理发展的新战略

网络治理是适应公共管理生态环境变迁要求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公共治理的新框架和新途径,网络治理具有独特的内涵与运行逻辑.网络治理因其创新性,对21世纪公共事务的治理将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