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要济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灵魂。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最大限度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06年，“两高”工作报告中均强调。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追问

刑法解释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是揭示作为法理念的正义的重要途径。作为法律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正义内生于法律文本之中,而外现于法律解释之外。刑法解释的正义化要求做到:为符合解释的实质性正义,刑法解释应以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视角去看待并观照刑法,以达人性化和谦抑性的要求;为符合解释的形式性正义,刑法解释应满足刑法文本字义的最大射程,并在字义不能自足时,以历史和社会的眼光遵从解释的程序性原则规定;为最大化地实现刑法解释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解释者亦应维护刑法的安定与理想,促成刑法正义的实现。     

朱建勇故意毁坏财物案

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财物”应该理解为有形财物即有体物和特定的无体物，但绝不包括无形的财产权利，“毁坏”也只能是一种有形的毁坏，而不包括无形的毁坏。以刑事违法性作为认定犯罪的根本特征，体现了刑事法治的根本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和刑法的谦抑性。     

我国古代刑法与罪刑法定主义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西方国家刑法典普遍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一些类似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本文作者拟从我国古代罪刑法定思想沿革入手,分析得出我国古代刑法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与创新

20 0 2年 12月 2 7日至 2 8日 ,中国法学会在北京举行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第三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颁奖典礼。来自全国的法学家们聚集一起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 ,热烈讨论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措施 ,大家纷纷表示要在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开创法学研究的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法治保障。嗣后 ,我刊特邀请新当选的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就新形势下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并予以刊发 (排名不分先后 ,纯粹从版面编排考虑 ) ,以飨读者。     

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者的罪责初探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的罪责问题产生争议。根据国外有关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学说、法理和原则，根据罪责自负和罪刑相当的原则，探讨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罪责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刑法法源论纲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法规原则上必须是立法机关的制定法 ,如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等 ,但从法律渊源理论出发 ,不得不认为刑法也有直接法源与间接法源之分 ,本文主张我国刑法的直接法源有法律、国际条约、行政法规以及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间接法源有习惯、学说、条理与判例。     

对现行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重新进行修改立法

1979年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第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从重处罚。”而现行刑法在相应条款即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则规定:“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即按盗窃罪从重处罚。之所以做这样的修改,当时是考虑到邮电工作人员毕竟不同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窃取邮件中财物的行为也主要是侵犯公民个人的财产权,所以将该条规…     

别论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思想碎片和作用踪迹古即有之，且中西皆具。蔡枢衡先生在《中国刑法史》一书中详细地对中国古代贯彻罪刑法定的历史作了厘清。他从《尚书·吕刑》记载“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出发论证了五帝时代前期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又从“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尚书·舜典》)的论述，同样得出五帝时代后期仍然采     

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之界定

不纯正不作为犯素有"未解之题"之称.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作为义务来源,检讨通说地位的四来源说,并对目前的理论观点进行剖析,主张构建三分法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在刑法总则中增设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一般性规定,以期更好地实现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