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学分析

将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限定为刑法典与刑事司法过程的实际性质严重不符。实际上 ,反映刑法精神的一般法律原则、相对恒定的计划型政策在疑难案件的判决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只要不是在空泛地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依凭于法律解释学 ,我们就必须从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出发 ,将原则、政策、规则纳入罪刑法定之法的视野中。     

论越权刑法解释

在当代中国,越权刑法解释问题已经成为类推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罪刑法定主义的最大敌人,极大地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解释有权力和权利两种不同层面的存在样态,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规范,对刑法立法而言具有从属性特征."越权"包括越实有职权和越解释权两种类型.越权刑法解释包括越权刑法立法解释和越权刑法司法解释两大类.本文进一步探析了越权刑法解释的成因,进而提出了包括建立撤销机制等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方案.     

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理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的独创,但其在立法和执法上的种种弊端是对《宪法》精神和《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更有悖法治精神,影响司法公正。本文从劳动教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入手,对劳教制度进行了法理分析,将其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相比较,探讨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体例,进而提出与我国刑法相整合的建议。     

刑法“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抢帽子交易”的定性

在现行立法背景下,司法者无法绝对排斥兜底条款的适用。但对兜底条款的适用必须严格贯彻限制解释的立场。对于法定犯双重兜底条款的场合,不宜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在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中,不可否认被告人汪建中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属于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但因该行为刑法和证券法律法规都未明确规定,从刑法保障法的性质和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看,该行为不宜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罪。     

“抢帽子”交易的刑法性质探析——以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为视角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刑法性质上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争议焦点在于以兜底条款定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汪建中的行为与列举条款是否具有同质性。我国刑法中的兜底条款存在有其必然性,解释时必须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依据列举条款发现兜底条款的内涵和外延,考察相关行为与列举条款的同质性,按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将已发生的案件事实涵摄到其应有的范围。抢帽子交易行为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列举条款具有同质性。     

生命的守护还是疏离——评醉驾入刑的情节

鉴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意外、危害公共安全的现象日益严重,《刑法修正案（八）》适时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是,单从《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条文本身以及立法原意来看,醉驾入刑似乎并不需要考虑情节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对待此问题上的看法也不相一致。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该问题进行梳理、论证,以树立“情节”在醉驾入刑中的核心地位。     

论非法经营罪的现实冲突与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刑事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个体权利保障及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等方面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这主要是因为该罪第(四)项空白罪状的表述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司法者的自由解释,并进而使该罪演变为一个口袋罪。结合我国的刑法现实和司法现状,应有针对性地对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作适时必要的调整。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论

在中国古代刑法中,很早就有了"罪刑法定"的思想.这一思想从春秋时期被提出,经战国、秦汉的发展,遭"春秋决狱"的磨难,到晋代的再次被提出和隋唐的进一步发展及以后各代的相继沿用,前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皇权的存在,"罪刑法定"思想始终没能上升为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罪刑法定"思想在同罪刑擅断相斗争,维护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的本土转换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艰难突围罪刑法定主义对于我国刑法来说,完全是舶来品。我国古代刑法中,存在断罪引律条的规定,同时又存在断罪无正文者得比附援引的规定,此外还有违令、不应为等完全空白的罪状。对此,我国学者指出:从‘断罪无正条'到‘断罪引律令',再到‘违令'、‘不应为',有一个问     

认识论、法治与刑法解释的目标

<正>一、问题之意义任何法律都需要解释,刑法亦不例外。"解释使法真正有效——它胜过科学的一切理论的思考与科学的假设,常常也胜过现行的法律条文本身。"应当说,这是法学家和法律家皆熟知并认可的事实。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整个法学工作的基础是法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