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罚执行完毕”之内涵的思考——以累犯与数罪并罚制度的适用为视角

累犯与数罪并罚的适用均涉及到"刑罚执行完毕"的判断,而"刑罚执行完毕"是否包含附加刑的执行完毕,在理论上存在重大分歧,有"统一理解论"和"分别理解论"两种观点四种模式。此种认识分歧引发了累犯与数罪并罚在适用上的冲突。笔者认为,对于"刑罚执行完毕"应该做统一理解,仅仅指主刑的执行完毕。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时间效力

罪刑法定是当代刑法第一原则,其与时间效力关系如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对刑法时间效力具有全局制约性;罪刑法定的内容与刑法时间效力具有多层面的相通性.在罪刑法定视野之下,通过对禁止有罪类推和禁止溯及既往进行考察,提出完善时间效力规定,强化罪刑法定原则的构想.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疑难、争议问题研究——兼论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完善

对于单位实施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不能按照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论处,而是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果单位在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没有利用借款合同的形式,则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但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本罪与贷款诈骗罪及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最本质的区别。行为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勾结,共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的,构成想象竞合,应当从一重罪处断。本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交易秩序,刑法应当单独设立破坏金融交易罪一节,将包括本罪在内的相关罪名纳入其中。我国目前单一的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的立法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应当建立包括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刑法典在内的多元刑法修改模式。     

专家访谈：刑事和解的理论探讨

刑事和解与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机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公民之间的和睦相处有着积极的意义.     

财产刑执行问题探讨

法院判处的财产刑的案件,大多是对犯罪分子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极少单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就基层人民法院而言,涉及的财产刑主要是罚金。但司法实践中,财产刑的执行效率过低,严重损害了法院判决的严肃性,亵渎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削弱了财产刑的惩罚与教育犯罪的刑罚功能。对此,本文认为应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财产刑的执行,维护法律的权威。     

互易毒品行为的刑法性质评析

贩卖毒品罪中的卖出行为本质上以买卖关系为基础,互易毒品行为与之存在着性质差别。有偿性交付毒品和买卖毒品是不能划等号的,有偿性只是贩卖毒品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买卖行为的独自属性。将互易毒品行为认定为贩卖行为在逻辑上存在着大前提的判断错误。以毒品代物清偿同样不属于贩卖毒品。一概视为贩卖毒品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只有通过完善立法,将提供毒品行为立法入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论行政刑法规范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

行政刑法规范是规定对违反行政上义务的行为予以相应刑罚处罚的法规,在我国仍然是基于刑法上明确规定的罪名而予以制裁的法规。它并不是独立于刑法的其他的特别部分,而是刑法固有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在刑法规定有可以不适用刑法总则的特别规定时,适用该特别规定,而在有关犯罪以及刑罚的基本原则方面仍应适用刑法典的规定。至于空白行政刑法规范,由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基本轮廓以及刑种与刑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只是将其一部分构成要件授权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补充,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罪刑法定主义的哲学视域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深刻理解来自于探寻其生命源泉。英国1215年《大宪章》与罪刑法定主义之间的联系被过分夸大了。罪刑法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其政治条件一个是政教分离,一个是王在法下。罪刑法定主义仅仅立足于民主主义是不够的,还须立足于立宪主义,其根基在于人的尊严和自治,而其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