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关系浅析——以“李斯特鸿沟”消弭为线索

罪刑法定是立法完善、司法公正的源动力,刑事政策是现行法律的有效运行的时代向导。"李斯特鸿沟"割裂了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本质联系。但随着民主法治的不断进步,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相结合成为大势所趋。罪刑法定让刑事政策的实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刑事政策让罪刑法定灵活适应现实情况的多样化成为可能。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这样就更加需要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相辅相成。     

论单位共同犯罪的罪责认定

单位共同犯罪的罪责认定,应根据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受刑法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限制和受共同犯罪规定的限制.单位共同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纯正单位共同犯罪的定性与处理;二是不纯正单位共同犯罪的定性与处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单位共同犯罪在定罪与量刑方面各有其特点.     

型法分则中法律拟制存在依据思辨

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是指立法者出于某种目的将某一行为赋予另一行为的法律后果,即明知不同而等同视之.刑法分则中该种拟制性规定不仅不是立法技术的体现,也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导致了实践中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处理结果.从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国家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出发,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应当理性看待并慎重使用.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几个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使讨论其内涵成为必要,为全面理解它。本文讨论了其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法理、犯罪学含义。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刑法自身的生命力与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此,文章讨论了刑法的社会适应性及与罪刑法定原则紧密联系的无罪推定原则。     

论我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正当性

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全面考察可以看到，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它能够合理地解决我国刑法理论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仍应坚持这一理论。     

论刑讯逼供罪法定刑的合理设置

我国刑法关于刑讯逼供罪法定刑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的规定既不明确,又不科学。对刑讯逼供罪应设置多档法定刑,对“致人伤残、死亡”的现有规定进行修改。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适用中的道德评价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领域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领域中的体现是普遍地存在的实然现象;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刑事司法领域,否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是实际上并不能成立。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刑法修正案之立法质量的实证考察

立法质量是审查立法好坏程度的一个标准。对于《刑法修正案》而言，判断它的立法质量，必须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两方面进行。通过对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根据修正的必要性与前瞻性两个变量检测立法对于形式合理性的实现程度。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犯罪严重性程度与刑罚严厉性程度进行对应比较，检测立法对于实质合理性的实现程度。通过对以此设计的立法质量检测指标体系的实际操作，发现《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质量基本上满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但在刑法的前瞻性与罪刑相适应两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检测结果表明，刑法修正过程的理性程度不高，需要立法者警惕。     

法官视野中刑法渊源的列举与运用

刑法渊源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原理和技术的法学术语，但在中外法学著作中却是个多义词，含义种种，观点纷呈。随着近年来法学研究逐渐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变，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确有必要重视从法官法源的视角解读刑法渊源，有针对性地界定和运用刑法渊源，以准确解读罪刑法定原则的“法”，为刑事法官办案寻找法律依据提供方法论上的有效指引。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力保障着法的实现。它要求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法律规制对象的复杂、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的不断变化使法律都有解释的必要性。冲突与矛盾存于二者之间。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属性,刑法解释的目标入手,提出了完善刑法解释的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