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刑法公众认同进路的考量——以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为视角

罪刑法定明确性和罪状明确性、法定刑明确性的公众认同,能够得到法规范的预测可能性原则、认知心理学、心理强制说等原理学说的深切说明,但此说明应当以人权保障和秩序维护为旨趣,最终落脚在完善思路的实践方案上,包括增加叙明罪状、减少堵截条款、设置罚金标准、避免刑度过大、保持适度弹性等等.另外,专业性和通俗性应当服从并服务于明确性,这也是刑法公众认同所提出的相关题设.     

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刑法规范对立法语言的基本要求，这就使得刑法的立法语言具有准确清晰、简洁通俗、庄重严谨等鲜明风格，然而，我国《刑法》的立法语言则存在着语义不清、累赘重复、罪状表述含糊、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突出问题。为此，从宏观上来讲，需要制定一部规范立法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并构建立法语言审查制度，以期实现我国《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水火不容吗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是不同层级上的两个概念,从实证主义、刑法的机能以及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定义来看,两者都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法律类推制度必然导致罪刑擅断＂、＂与法律类推之害相较,宁取罪行法定之害＂、＂类推解释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这几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各有优势与不足,在刑罚适用过程中,应该能够使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并最大限度地克服两者的缺陷,从而使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得到充分发挥。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首次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促进刑法的科学．陛、保障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也能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有利于制衡刑事司法人员的权利，维护法律权威，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对法无明文规定行为的刑事追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及内容；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现；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及完善途径。     

略论宽严相济邢事政策与罪邢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有机结合起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当前治理犯罪的基本策略思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然要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中得以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是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从罪刑法定原则看国际刑法的渊源

对于国际刑法渊源的概念与内容,学界还存在争议.特别是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司法判例等,在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情况下,能否作为国际刑法的渊源,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矛盾的根源在于对国际刑法的渊源概念界定过于狭窄,因此要在国际刑法框架内解决上述矛盾,有必要对国际刑法渊源理论重新构建,扩展其内涵.     

从广东省首例提供手淫服务刑事案说开去

2011年5月,广东省江门市的一家美容中心主管因该美容中心向顾客提供手淫服务被法院终审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这是我国第一起为他人提供手淫服务入罪的协助组织卖淫案。本文认为,在刑法对＂卖淫行为＂无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认定提供手淫服务为卖淫行为并因此定罪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该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法官适用刑法解释之分析

目前在我国,法官在适用刑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对刑法的解释被排除在刑法解释之外。但是法官适用刑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依据。在从解释的基本思想、解释方法及解释对象等问题上对法官适用刑法解释进行限制的基础上,必须要承认法官适用刑法解释的权力,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法解释理论。     

对刑法总则中两款规定的看法——析《刑法》第14条第2款和第15条第2款的存改废之争

对于《刑法》第14条第2款和第15条第2款的合理性问题,学界存在存改废之争。然这三种观点都不能完满地协调该两款规定所蕴含的罪刑法定原则、犯罪与刑事责任同在原理以及刑法＂以处罚故意行为为原则、以处罚过失行为为例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留前款规定的基础上,将后款修正为＂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     

《大清新刑律》颁布暨罪刑法定原则引入中国百年祭

2009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送来一篇《〈大清新刑律〉颁布暨罪刑法定主义引入中国百年祭》的文章。文章指出,《大清新刑律》*颁布即将一百周年,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引入中国一百周年。《大清新刑律》虽然未及实施,清王朝即告覆灭。但其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刑法典,明证之一就是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大清新刑律》的颁布是中国近代刑法的肇始之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刑法学的发端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