矶崎新：用设计讲述日本侵华历史

2014年9月，83岁的日本国际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第6次来到中国四川建川博物馆，与该馆馆长樊建川一同参观侵华日军罪行馆预展，并对由自己设计、即将陈列布展的侵华日军罪行馆的改进方案提出建议。矶崎新除了是一名世界著名建筑师外，还是一名反战人士。中日战争爆发时，他的父亲正在上海留学，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矶崎新于“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出生，日本战败那年他14岁，当时他在中国东北看到整座城市都是废墟，这种废墟感渗透到他此后的很多建筑设计当中。父辈的经历在矶崎新的心中埋下了反战的种子。早在十年前，矶崎新就接受了职业生涯中一次极其特殊的邀请：为中国人设计一座侵华日军罪行馆。     

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思的差异及启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隆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70周年之时,世界各国人民还密切关注着当时的两个主要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对那场战争应负的责任问题。这是因为能否正确认识那段灾难性的历史,不仅关系德日两国的军事和政治走向,而且关系着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比德日两国在侵略战争的反省问题上的明显差别和带来的结果,将发现只有彻底反思历史才有未来光明前景,有关国家必须正视历史、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不可饶恕的日本侵华罪行

从 18 4 0年鸦片战争开始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长达 10 0多年的野蛮侵略 ,其中 ,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侵略者之一。特别是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长达 14年的侵华战争 ,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累累罪行。本文所提或许只是日本侵华罪行的万分之一 ,但由此亦可见其凶残狠毒之一斑 !穷凶极恶的军事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妄图独占中国是蓄谋已久的。自 186 8年明治维新开始 ,日本就确立了以侵占中国东北、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为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此后的 70多年里 ,日本帝国主义先后…     

取保候审期间犯罪的自首情节之认定

行为人因涉嫌抢劫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行为人再次抢劫,后因行迹可疑被盘问,行为人主动向侦查机关供认了第二次抢劫犯罪事实。虽然行为人主动供认的抢劫事实与第一次抢劫属同一类犯罪,但基于其取保候审时该犯罪事实尚未发生,行为人构成自首。     

也带回了800本“庭审记录”——记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高文彬

65年前，高文彬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翻译了无数见证侵华日军罪行的证词，并带回近800本当时的“庭审记录”，分别赠送给中国外交部和东吴大学备案。当年，高文彬在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线索：两名日本军人从无锡一路举行杀人比赛到南京，残忍杀害了210名中国无辜平民。     

如何理解特殊自首规定中的“其他罪行”——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一点质疑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67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这一规定是对我国刑事自首制度的重大修改,确认了别言余罪构成自首。但实践中对条文中“其他罪行”的理解产生了分歧。为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其他罪行”解释为“不同种罪行”,从而将交代同种余罪排除在特殊自首之外。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虽然在司法操作上带来方便,但除此之外并无更好的理…     

网上逃犯强制戒毒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认定为自首

[案情]2009年3月2日舒城县公安局将季某以组织卖淫罪录入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实施刑事拘留网上追逃。2011年2月21日季某吸食毒品后冒用陆某某身份被苏州市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季某供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供述了2009年2月22日参与强迫他人卖淫的犯罪事实。     

纵论加拿大青少年司法政策的双重体系

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容纳社会各界对如何处理青少年罪犯的不同意见，在2003年通过了《青少年刑事罪行警惩法案》（YouthCriminallusticeAct，以下简称“警惩法案”或“法案”）。“警惩法案”的一大重点是将青少年罪犯划分为严重罪行者或轻微罪行者。对于触犯严重罪行的青少年，应当严惩不赦；对于轻微过失者，则从宽处置。其实，“警惩法案”对青少年罪犯的双重体系处理手法，是糅合了各种青少年惩治理论而建立的。但是，这些理论之间非并行不悖，实际上它们有时互相抵触，因此其在实施及指导青少年司法政策上，显得矛盾重重。为此，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评述公众舆论如何影响“警惩法案”的制定，同时研究此法案的理论基础，并探讨其在执行法案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疑惑及困阻。     

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具体运用分析

本文案例启示：我国《刑法》第191条和第312条所规定的两个罪名是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在我国法律中的具体体现,针对实践操作中面临的难题,可以借鉴德国刑法竞合理论,在事后不可罚行为可能导致罪行失衡的情况下,选择其他的竞合理论处理。     

论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路径

"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尽管犯罪现象并不减轻甚至存在趋多走向."[1]而我国的刑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严厉的,学界对刑罚的轻缓化基本持可定的态度,但大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立法上的轻刑化,而忽略了在刑事司法事务中的轻刑化.罪行法定原则的核心主轴是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这就需要我国确立软化的罪行法定原则,限制法官入罪的自由裁量权而富于法官出罪或轻刑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刑法的实质解释,在实践中适用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事由,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