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综合或多科型大学美术学科建设的思考

十多年来,任何一所综合或多科型大学为了填补学科结构中艺术教育方面的空白,基于对师资、生源、毕业生就业、办学投入及办学效益的全面衡量之后,多半会选择兴办美术专业。不过,建立一个似乎无需多少投入的美术类专业可能比较容易,但要真正把专业办好,真正使它在学科综合的环境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受到有益的影响,应该引起办学者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思考。     

论邓小平的领导风格

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开拓创新性;其二是求真务实性;其三是执着坚定性。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地发挥;他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情,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无论是在坚持治党治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方面,还是在坚持抓某一系统、某一领域的工作方面,他都表现了一抓到底的坚韧性。邓小平凭借这样的领导风格,开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境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天地。     

简论蒲松龄《聊斋志异》艺术语言风格之渊源

十七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之艺术语言,凸现出文言小说“文约而事丰”①的风格。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取和提炼那个时代民间的口语方言,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品用典贴切、自然,叙事、抒情简洁、畅达,行文中巧嵌诗词曲文、典故,妙笔生花,具有工丽典雅而又能恰当表现对象的情状之特点,其人物语言鲜活如画,声口毕肖,而尤以对话最见功力。“异史氏曰”更是上承史传,下启后世,别具一格,堪为文言小说之翘首。     

个人言语风格的司法鉴定

言语是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结果 ,书写的文字 (笔迹 )是它借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笔迹鉴定和言语风格鉴定成为统一于文书鉴定中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个人之间不同的言语风格、语言特征 ,主要表现在词汇、句式、句法等语言材料和表达方式的各个要素 ,以及言语内容与个人属性和案件情况的关系等诸方面。对案件中涉及的书面言语材料个人言语风格的鉴定 ,必须将言语、笔迹与具体的案件情况和其它物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     

反思与拓展——浙江中国画散论

出 生并执业于浙土 ,又从事文化艺术的研究与中国书画的创作 ,在在不忘关注浙江中国画的发展进程。一直想捉笔为文 ,略抒近年思考沉积 ,却迟迟下不了笔。最终促成我落笔的契机 ,是我重读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绘画史》及滕复等先生编著的《浙江文化史》之后 ,似骨鲠在喉 ,想痛痛快快地说几句真话。真话未必是真理 ,一得之见而已。一、新浙派 ,何派之有？新浙派的提法 ,大约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派人物画兴起之时 ,后因有争论欠成熟较少有人提及 ,想不到九十年代以后这新名词又重现江湖。不是我大惊小怪 ,皆因一地域流派之提出与成立 ,须有…     

“巴颜喀托”崛起的背后

生前。他名不见经传。穷得连一次个人画展都没办过。他说：“我的画不是卖钱的。是要争取传世的。”身后。他用生命中的最后10年创作的《走出巴颜喀拉》相继在北京、上海展出。引起了轰动。国内传媒纷纷给予关注。著名评论家邵洛洋先生盛赞：“盛唐吴道子、北宋武宗元、明末陈洪绶、现代李伯安。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四根擎天柱。撑起了人物画领域的朗朗乾坤。”     

“新”上海石库门

不久前笔,笔者去了上海,到繁华的 市中心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的石库门街弄走了走。粗略一看,这里的老街弄似乎没太大的变化,依旧是青砖步行道,青红相间的清水砖墙面,隔不远,就有一扇乌漆大门,门楣上雕刻着欧式风格的卷涡状花饰,这厚重华美的漆门正是“石库门”建筑的点睛之笔,不觉让人驻足凝立,去追溯怀想往昔上海“石库门”的生活韵味。 进了乌漆大门,却没有想像中老石库门的幽暗、潮湿、挤窄,而是“旧”味既浓重,又新颖、整洁、敞亮的一片“新天地”。 在这片约３万平方米的地段内,有选择地保留了一批较完…     

陈琦的水印版画世界

水印版画属于国粹。 中国木版画有悠久的历史,在明代达到了顶峰,不仅有单刻的线条,还有大块的色彩渲染。但传统的水印版画都是以古老的题材取胜,如梅、兰、竹、菊及脸谱门神等。到了现代,原有的题材已不再适应水印版画的发展。陈琦用传统水印方式出色地表现了现代语言,在中国美术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优雅、精致的版画风景线。 所谓的水印版画,是在湿性宣纸上运用水性颜料手工印制,是唯一可以让作者亲自获得印制过程快乐的画种。高品位的水印木版画要讲究本味、水味、韵味、刀味。这也是陈琦痴迷于水印版画的一个重要缘由。 陈琦１９…     

酣畅淋漓是写心——崔国安其画其人

中国画是讲品格的,但又在追求“无格无态”,因无格无态品位极高,即是倾毕生精力,限于才气、素养、学力等不足,充其量也是平平庸庸。     

白居易与《长恨歌》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诗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也是白氏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问世以来,广为流传,它与白氏的另一名篇《琵琶行》堪称双璧,辉耀古今。据《唐摭言》载,唐宣宗李忱在悼念白居易的诗作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个古代诗人的创作成果,能够如此普遍地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似乎并不多见。虽然白氏自己宣称,对《长恨歌》并不重视,但却正是它,为诗人赢得了蜚誉千古的巨大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