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结构动因、传导机制与化解路径——基于社会分层模型的结构性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与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呈正相关,并受到三个方面因素重要影响,即社会发展失衡引起日趋强烈的对立情绪,阶层流动受阻激发弱势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公力救济失范促成自力救济的理性选择。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导过程中集群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程度以及利益诉求的抽象化程度。化解群体性事件,长期来看根本路径在于构建"纺锤形"的社会形态,中期来看关键路径在于构建更权威的公力救济体系,近期来看有效路径在于构建更规范的监管处置机制。     

境外旅游安全问题亟需引起关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2010年浙江省出境旅游者达到100.2万人次(不包括公民个人出境旅游人数),同比增长61.6%,排在全国各省(市)前列。但是出境游特别是团队"出境游"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目前国外突发事件频发,更加剧     

应对突发卫生网络事件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民的利益诉求及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这其中，突发的卫生网络事件也在呈增长态势，     

穆斯林聚居区宗教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因的人类学分析——以临夏州撒拉教群体性事件为例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有着一整套自身运行的价值体系,并经禁忌、戒律等方式使信教民众遵从其价值观念,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长期的经过潜移默化或价值内化会造成一种道德或伦理的规范,如果这种规范大致合乎人性与人情,则可大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临夏州)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宗教     

群体性事件中非理性行为的有效引导

我国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频率逐年增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对群体性事件中的非理性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对于维护政治安定、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动因进行分析,从风险控制、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角度,探究有效引导群体性事件中非理性行为的方法,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保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     

对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深度解读

2010年岁末2011年初,一阵狂躁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北非与中东地区:突尼斯和埃及的国内政局因为突发事件在短期内遭遇激烈挑战,大批凭借新媒体组织起来的青年人在街头抗争就动摇甚或颠覆了长期执政的强人政权。部分媒体和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场"全新"的革命,认定两起事件都是推特、脸书等新媒体扩散的结果,而民众走上街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行政不力产生的原因及治理途径

行政不力并不是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行政不力问题在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不力其实就是行政管理不力（或行政执行不力）。近年来的许多经济、社会现象特别是各种灾难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似乎都在印证政府在执行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乏力和缺失。     

农村群体性矛盾冲突多发领域分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6县农村的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群体性矛盾冲突主要存在于生产、生活、民主法制、思想信仰四个领域.生产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纠纷、生产安全问题、劳资纠纷、行业矛盾等方面；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住房拆迁、环境污染、人身财物安全、家族宗族矛盾等方面；民主法制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选举问题、干群关系紧张、司法不公等方面；思想信仰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信仰混乱、社会认同危机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