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蜕变,20年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     

民国学人群体的铮铮风骨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民国高校教育的杰出代表,那么中央研究院则浓缩着民国学人群体的铮铮风骨。曾有人如此评价鼎盛时期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虽然此论是否准确有待严谨考证,但中研院在国际同行中掷地有声乃有目共睹。虽然那是一个炮火纷飞,社会颠沛流离,物质奇缺的战乱时代,但学人群体矢志打造学术丰碑展露的铮铮风骨,至今为人景仰。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房产税与收入分配

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每次一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争议。这并不奇怪,税收是二次分配,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向来是很难有统一意见的,问题只在于,它符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而已。房产税最近一次的争议,是国税总局官员透露房产税的试点可能会扩大到全国。2011年初,试点工作曾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之前,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从试点的效果看,并没有引起多少阻力。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试点地区房产税征收的群体很小,征收额也不大。     

当代中国政策实施和政治稳定性研究的分析框架

舒耕德是德国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方研究院大中华研究项目主任,李安娜是图宾根大学大中华研究项目的研究助理。本文刊登于美刊《中国政治学刊》2011 年第 16 卷第1 期。该文使用二维的分析框架来调查中国地方政策的实施对政治体系稳定性和合法性产生的影响,将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与政策分析以及 战略群体分析这一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之变体结合起来。文章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庆元县实施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案例研究。     

为什么争当贫困县?

<正>在新的形势下,贫困群体的分化现象也愈发突出,贫困分布由区域的、整体性的贫困逐渐过渡到个体性贫困,剩余的贫困人口更为分散,以县为瞄准对象的扶贫模式也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从1986年我国第一次正式确立贫困县名单以来,关于贫困县确定标准的质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比如国家级贫困县同时又是百强县,中国人均GDP最高的两个县(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都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公务员的诉苦潮与涨薪梦

从去年底开始,对公务员灰色收入下降、生活趋紧的讨论日趋热烈。仅在天捱论坛上,“公务员诉苦潮”的内容就被点击了84万余次,基层公务员耍求加薪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被许多网民理解为“正在造舆论”、“想寻求舆论支持”。这可谓是公务员的自我群体意识存网上的第一次觉醒。许多堪层公务员晒出自己的详细工资、可得福利、房贷、生活开支、家庭状况,坦承自己的发展瓶颈、实际工作情况、身边人的腐败情况等等。在以往的网络舆情中,公务员群体几乎从未发声,被网民骂得狗血淋头也不见有力反驳。现存看来,并不是他们不接触网络,而是他们或“潜水”保持缄默,甚至可能跟着嘲民一起抨击现实——他们并不会以公务员身份去网上集体表达观点或诉求,除非真正威胁到切身“利益”。     

群体归属感哪里去了?

<正>在战争年代,革命者可以视死如归。归到哪里呢?归到他所属的群体,以及该群体为之奋斗的事业。小时候,我们最不想看到老师的评语就是这孩子不太合群。在计划经济时期,群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谁都不愿背上脱离群众的坏名声,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当然,客观来说,它是以一定程度的压抑和丧失个人尊严与自由为代价的。现在,在陌生人社会,我们成了一个一个的个体。邻里没有了,亲戚也少了,过去一个村或一个社区的人你全都认识,现在你只是跟临时有用(对你的谋利、晋升以及满足感情需求来说)的人快速地     

表面的公正

前不久我参观了新加坡最高法院。这栋据称世界最先进的法院大楼,外墙由玻璃和通透的大理石片铺成,阳光透射,楼内敞亮。大楼整体呈方正,唯独在楼顶有一个飞碟状的结构,里面是终审法庭。讲解员说,大楼设计体现了核心的司法理念,通透性表示司法必须是透明的,方正外形表示司法应该是公正的,而超脱于最顶端中心位置的终审法庭则代     

非结构性暴力增生与非洲动荡的常态化

<正>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非洲往往与诸如战乱、疾病、饥饿、贫困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尽管总体形势不佳,但非洲远没有新闻报道中所描述的那么混乱与落后。就本文所讨论的非洲安全形势而言,它事实上要好于大多数新闻报道,我们不仅可从中发现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同时还可以看到非洲安全形势存在着广泛的多样性。     

中国农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决定因素

旨在评估未来中国农村幸福感函数的2002年全国家庭调查,特别设置了一个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模块。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对幸福感重要的变量,相对而言都不重要。分析报告表明:如果我们想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求助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国农村并不是滋生对生活不满的温床,其原因可能是大多数人把本村庄的人作为了参照群体。在本村庄内比较得出的相对收入以及与过去和可预期的未来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的时间序列中的相对收入都会影响幸福感。我们对主观幸福感贫困函数进行了评估,在该函数中,收入和代表能力、功能的各种代理变量作为参数出现。即使在贫困的中国农村,社会功能、态度和期望对主观幸福感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