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     

政策试点与行政成本增加——基于河南省省直管县改革的研究

政策试点是中国改革实践中常用的手段之一,为解决政策试点固有的政策摩擦和政策时差问题,上级政府会通过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联系点制度和行政督导来减轻改革的阻力,保证改革试点的推进。但上述措施的实施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这种成本的增加往往为人所忽视。这一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中必然会出现的,长期来看要通过政府职权的重构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来解决。     

浙江省临时救助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正>社会救助是一项"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的基础性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推行精准扶贫是当下政府缓解困难群众生活压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救急难"相关政策在我国制度体制机制、申报审核流程,以及实施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繁复问题。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宁波、温州、丽水等地民政部门进行实地访谈与调研,同时结合发达国家与我国先进省市的经验,提出了"对现行部门组织进行精简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受助者审核、建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基于性别公正的视角

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多地关注经济因素而忽视性别公正造成的。为了扭转计划生育强制的"一胎化"造成的人口结构以及超低生育率问题,我国继"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后又实行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但"全面二孩"政策需要从性别公正的视角来认识,为了确保女性基本权利与生育政策积极效应的正向相关性,应该加大陪产假制度供给、健全"全面二孩"政策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全面二孩"的相关法律救济制度。     

理论如何影响政策?——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

"理论服务政策"这一命题以两个假定为基础:一,理论研究可以转化为合格的对策报告(假定I);二,决策者从善如流,认真对待学者们的对策建议(假定II)。假定I高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普遍能力,跌入了低概率陷阱;假定II则忽视了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是观念先行这一事实。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理论无法独立地对政策产生直接和即期影响。学者的对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用,并不是因为建议本身"正确",而乃由于其恰恰符合决策者的偏好。尽管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可以通过教育和大众传媒两种途径塑造未来决策者的世界观,间接地对将来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为了有效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对高校和智库进行专业化分工。     

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中央银行角色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屡屡受到挑战与质疑。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与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才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力工具。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践中,首要问题是明确监管主体。目前,尽管中央银行在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实践中的政策地位不尽相同,但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概括为决策者、主导者和参与者三种模式,且各具优缺点。本文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性视角出发,通过两种政策的辩证关系分析和国际经验借鉴,探讨了中国人民银行以主导者角色参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可行性及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