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青年的择业心态与职业评价调查分析

近年来,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2003年开始,青年及大学生就业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因此,在2004年,广州市团校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对广州青年进行了一项有关青年就业问题的追踪调查,本次调查采用1995年的调查问卷,并作适当修改。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年龄介于18至35岁的青年共500人进行问卷访问,收回有效问卷424份。调查对象中,男性占52.1%,女性占47.9%,接受调查的青年的文化程度是高中(含中专、技校)占43%,大专占13.2%,本科或以上的占40.1%。调查对象的职业是:公务员占12.8%,专业技术人员占13.3%,事业或企业单位行…     

认知诗学：认知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认知诗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而这两个学科则构成当今认知科学的主要内容。认知诗学基于一系列与认知有关的语言结构与语言运用理论，试图把这些理论模型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以找到能把文学研究与语言和心智研究接通的方法。认知诗学虽然能为具体文本的分析和阐释提供新方法，但认知诗学的主要目的却在于：用于语言研究的认知框架如何可以用于建立语言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更密切的相互关系，从而把文学话语放在更宽的意义生产过程之中来考量。     

经历非凡的职业革命家——鲍罗廷其人（下）

廖仲恺的去世,使鲍罗廷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助手。当时的广州局面是:孙中山病逝,廖仲恺遇害,胡汉民被撤职,汪精卫无能,而蒋介石阅历尚浅,更未经受深入考验。鲍罗廷感到广州的革命事业需要由他来直接和公开地加以控制,不然,就将瘫痪或四分五裂。严峻的形势,不容他犹豫或做其他选择。     

美丽的了断

法律制度出自人的手笔,所以与人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例如,法典化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法典崇拜折射出可知论的乐观;诉讼理论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则表明人类开始承认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认为:法律起源于复仇。在专门的司法机构产生之前,复仇是私人与家族的事务,由于私人复仇导致社会成本过大,逐渐出现了专业复仇机构——司法机关。这种观点给予了一种启示:法律的任务是了断。诸多法律制度验证了这一点:诉讼时效:两审终审;举证责任……这些制度设计都宛如歌曲《当爱已成往事》所唱,“真的该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生活需要继续,冲突必须消解,所以陈年往事不再     

殡仪职工职业防护现状调查与分析

遗体是大量病原微生物的栖息地,是殡仪场所的重要污染源。遗体处理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对殡仪职工和丧户的危害在国外已有大量的报道。部分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相应的防护制度和殡仪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为殡仪职工创造了较为安全的工作环境。但在我国尚无相关的     

新社会:瞿秋白的和谐社会思想研究

瞿秋白在批判旧社会、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构建一个民主平等、能够涵养爱心和诚信、人人都能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新俄考察期间,认识到真善美的理想社会,在于能够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回国后,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理念,主张改进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构建这一和谐新社会的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些认识和探索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理论遗产。     

IT职业技术培训课程的教学策略分析与应用

传统的教学策略对学习者实际应用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重视不足,对实践的认识及其地位的认识无法适应IT职业技术培训课程注重应用和更新迅速的特点.本文针对各类IT职业技术培训课程的共同特点,通过对比传统的教学模式,分析了该类课程的教学策略以及策略的应用.通过在课程中对这些策略进行应用,可以有效地加强学习的效果,并使学生易于将所学知识有效地运用于工程实践.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

为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贯彻党中央“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已经司法部同意,并经司法部于2002年2月26日转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学习执行。现将全文刊登于此。     

广州企事业单位进京“抢人”

职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反映，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为充分开发利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使人力资源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并引导职业教育和培训改革，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立了新职业发布制度。继上年8月份向社会发布第一批9个新职业以后，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向社会发布第二批10个新职业。     

适用司法认知还是被告人举证

原告俞某于2000年9月18日购买一部摩托罗拉V8088手机，同年10月，手机不慎掉入厕所。俞某即到被告某维修中心检修。被告经初步检查，即告知俞某手机已进水腐蚀，不能维修，只能更换主板，经双方口头协议约定以2000元价格达成更换手机主板的协议。2001年4月，俞某使用手机时发现按键失灵，即到维修中心检修，方知其更换的手机主板为旧板。为此，原告、被告经多次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约定为更换新板，被告以旧充新，系欺诈行为，应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承担双倍赔偿的责任。被告认为双方约定为更换修复板，不是新板，同时举证其手机新板成都内部报价为2200元，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