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遇刺雪窦山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之后，蒋介石要张学良护送他回南京。结果，张学良就此一去不得返，被蒋介石软禁。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后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围绕三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及我见

广州起义前后,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在要不要举行广州起义、要不要与张发奎进行谈判以及如何评价广州起义这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然而,在具有绝对话语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操控下,具有"左"倾盲动倾向的人占了上风。这一倾向也严重影响到我国党史学界对广州起义的研究和评价。本文认为,从保存实力的目的来看,不应举行广州起义;从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来看,不应拒绝与张发奎派的谈判;从广州起义时中共党内的主导思想来看,广州起义是"左"倾盲动错误的直接表现。     

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演变

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经历了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的转变过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引发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策略方针问题的争论。但这次争论并未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及时调整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联共(布)、共产国际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直到9月,举国民党旗帜的策略方针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加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都出现了明确的不能再举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联共(布)、共产国际才开始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建立苏维埃、举苏维埃旗帜的正确方针。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大革命从开始酝酿到最终失败,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其一直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政策经历了从改良时期到自上而下进行土地革命的时期,到最后转变为自下而上进行土地革命.     

孙中山联共的三大动因

~~孙中山联共的三大动因@宋义明 @张毅 @郭新昌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北伐

直到1926年北伐开始以前,尽管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积极倡议和支持北伐,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广东的鲍罗廷、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等,对北伐始终持否定态度.而陈独秀7月7日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的基调,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拟定的.北伐开始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是保守地估计北伐军的实力,多次提议北伐军保持现状,停止继续向北推进,其策略方针明显地落后于北伐形势的发展.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土地革命初期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

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来自莫斯科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土地革命初期中国革命走向复兴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却又使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走了许多弯路,遭受了重大损失,甚至一度濒于危亡境地。历史最终证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这也正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历史规律。     

“中共党史”概念的历史考察

在中共历史上,作为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中共党史"一词最早由张闻天于1938年提出。在此之前,党的文献和早期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通常使用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史"、"党的历史"、"党史"、"中共史"、"中国史"等概念。1942年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对"中共党史"概念的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党史"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受"联共(布)党史"或"联共党史"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