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资本市场 消除股权分置

股权分置即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离,是目前制约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流通性变革既涉及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深刻、最复杂的症结,又关系到市场各方巨大利益和诸多既有市场规则的变更,这是一项长期、渐进的系统工程和艰难之路。     

我国农村医疗改革现状与趋向

本文在学习2007年全国两会精神的基础上,就理论界近年来关于我国农村医改的历史、现状与走势、存在问题及对策、医改方向之争与政府责任定位、以及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构建模式选择等主要问题的研究与意见分歧做出了简要综述。     

股权让与担保内外部效力辨析

股权让与担保在我国《民法典》动产权利担保制度引入功能主义担保观后,被《民法典担保解释》确认为非典型担保类型之一。因股权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特点,股权让与担保须受到动产权利担保制度和公司制度的双重调整。结合“担保权构成说”和“股权二分理论”,债权人经登记公示取得的股权仅具有担保权性质,并未取得股东身份。对内部关系上,债权人是公司名义股东,无权行使股东成员权,行使担保权时须尊重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对外关系上,涉及竞存权利顺位、股东补足出资义务、第三人强制执行、债务人破产等情形时,应对商事外观主义适用范围进行限缩解释,保护债权人担保权益。     

股权众筹投资者权利侵害问题及有效的法律保护方式

结合我国当前的金融发展现状来讲,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始终是多方关注的重点,因此针对股权众筹投资者落实法律权利保护体系建设,关系到当前所有社会参与主体的切身利益。文章从众筹以及股权众筹的基础理念角度入手,综合股权众筹运营的相关模式,了解了各方主体以及基础的权利保护状态。同时阐述了股权众筹各个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关系,综合非法集资、众筹欺诈以及法律身份等角度,阐述了相关风险。并且综合诉讼、纠纷以及其他的救济方式,打造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此来为股权众筹投资者提供有效保障。     

中小企业外部股权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外部股权融资还面临着诸多困难。构建制度环境是缓解中小企业外部股权融资困境的主要途径。     

日本刑法学说史论纲

日本刑法学说史的发展背景是欧洲刑法学说史。欧洲近代刑法学产生于启蒙主义思想,后者带来了罪刑法定主义、责任原则、报应刑论等刑法思想,并促生了古典学派(旧派)。后因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出现了近代学派(新派),并与旧派及折衷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日本刑法学说最初引进了法国的折衷派观点,后因国家体制的原因又大量引入德国法律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新派所影响,促进了刑事政策的发展。"二战"后的日本刑法学说基本上倾向于旧派的立场,至今仍争点不断。     

《证券法》2019年修订背景下股权代持的区分认定

股权代持是现代商事交易中实现资本所有权与资本控制权分离的工具之一,这一体现商事自由的委托出资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适用。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肯定了委托出资关系的法律效力及实际出资人权益。但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在上市公司以及金融机构股权代持纠纷个案中连续确认股权代持协议因违规并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使得代持协议的效力认定陷入不确定风险之中。《证券法》2019年修订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变化"明确列为重大事件,而股权代持作为重要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形之一属于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内容,股权代持风险有可能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进行防控。实践中一概将股权代持关系不加区分地视为监管规范中所禁止的委托代持,混淆了委托代持与信托代持以及消极信托代持与积极信托代持的差异,并不能真正实现监管的初衷。股权代持由于代持原因、代持方式以及被代持主体的不同,产生的风险有很大差异,应该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宜在对股权代持事实要素区分识别的基础上对其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进行规范层面的区分认定。违规股权及其收益如何处置以及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的界限如何划分,这些都应依据股权代持的具体情境作出综合考量。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尊孔与反孔——以改革曲阜林庙案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之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日渐突出,然围绕尊孔与反孔仍存在尖锐之对立,发生于1928—1930年的改革曲阜林庙案为其标志性事件,亦是尊孔与反孔的总对决与分水岭。关于该时期的尊孔反孔之争,先行研究之叙事对象多以祀孔的废止与恢复为主,而忽视了对本案深层次的探讨。本研究以台北"国史馆"原始档案为中心,参酌孔府档案以及日本外交文书等相关资料,着重探讨各方势力围绕曲阜林庙改革展开的博弈,为全面了解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与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以及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提供一新视角。     

国资参与度对企业创值能力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以2008至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代表国有持股比例的国有资本参与度对企业创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与度对企业创值能力存在非线性影响,且影响模式呈现"倒U型";其次,企业所有制属性不同,企业内国有资本参与度对企业创值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国有资本参与度的变化对国有控股企业创值能力的影响更大;再次,企业主营业务属于所在地区支柱性产业时,其创值能力对国有资本参与度的敏感程度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