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东南亚项目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北大核心

东南亚国家是亚投行的积极响应者和支持者,也是该机构主要的投资对象。亚投行在东南亚的项目投资情况需要获得更高的学术关注度和更深入的研究,其演进历程及成因需要重点分析。总体来看,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虽然在数量上不是特别突出,但项目的部门分布等特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016—2022年间,亚投行对东南亚项目投资的特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年度批准项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二是国别分布不均且在印尼投资数量最多,三是项目所属部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经历了由“以基建融资为主”到“重视危机援助”的演变。国际制度竞争研究中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疫情暴发前,基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错位竞争”的逻辑,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高度集中在基建领域;疫情暴发后,考虑到亚投行在东南亚基建项目遇到的问题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亚投行因势利导,对该地区的项目投资暂时转向危机援助。上述转变展现了亚投行的制度韧性和灵活性。     

“互联网+中医药”服务模式发展及法律问题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和新冠疫情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互联网+中医药”的作用日益凸显，不断完善我国政策及法律法规对该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我国“互联网+中医药”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如中药材质量、人员监管、个人信息及互联网医疗的局限等。因此，探讨通过推行国家中医药质量标准、多方协同的监管机制、阶梯式个人信息保护以及互联网诊疗范围的拓宽等方式，为借助互联网优化配置中医药资源及完善和健全国家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中非卫生安全合作6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卫生问题安全化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各类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为突出表现的卫生安全挑战，在非洲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跨界性与复合性的特点。卫生安全问题损害了民众健康，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削弱了非洲国家提供卫生公共产品的能力，反过来又引发新的卫生安全挑战。从1963年派遣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非卫生安全合作历经60年发展历程。其中，“非典”疫情显著提高了中国对卫生问题安全化的关注，并将其融入对非合作中；埃博拉疫情则是中非携手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一场“大考”;中非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卫生安全合作立足平等、秉持协商、致力发展，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指导，会议机制、项目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聚焦非洲亟需、中方力所能及的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非卫生安全合作模式。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为保障非洲民众安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化解非洲卫生安全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下Y省民航机场医疗废物处置现状与分析

通过对Y省民航机场医疗废物收集和转运现状分析，发现民航机场在医疗废物收集、转运、交接、管理制度、事故预案及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建设中存在问题，针对性提出相关对策。     

非洲地区发展的体系性转型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时间持续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非洲地区国际体系显示出高度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非洲正因疫情而进入发展转型期。在国家层次,经济重建、政治本土化与安全复合化发展正在推动非洲国家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调整期;在地区层次,由于治理能力和对外伙伴关系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地区治理机制进入新的改革期,中等国家所提供的驱动力面临可持续性挑战;在全球层次,美欧挑动的大国战略竞争正向非洲蔓延,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重塑期。非洲体系性转型面临危机集中释放的严峻形势,如能妥善应对则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视角下中西疫情防控政策比较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双方秉持着不同的人口理论，处理同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也不同，这是中西方采取不同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口问题与西方人口问题的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剩人口”的产生被理解为社会人口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派主张用“消灭”过剩人口的方式来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这一学说在思想层面反映了西方国家对过剩人口的真实态度，在政治层面显现为“经济优先”的疫情防控措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价值理念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思想层面上表现为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在政治层面体现为“生命优先”的疫情防控措施。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建构与协调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来，中日两国在逐步形成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也维持和发展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日双边关系机制的建构与维护。在近年来中日两国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日关系机制建构的基础得到丰富和巩固，原则与路径也进一步明确和优化。在当前中日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方向选择之际，重新审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制这一重要课题，对探索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