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目前,我国一些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专利积累,不断遭受外企的知识产权诉讼,一些企业由于缺乏经验,不敢应诉,遭受更大损失.关于如何推进知识产权战略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注重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体系,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产业政策上要强化知识产权导向,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在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面前要敢于应诉.     

谈我国内保安全机制的发展和保安业前景展望

我国于20世纪末历经了划时代的政治、经济的社会大交革,虽然犯罪率仍呈现上升趋势,但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却大大促进了保安业的迅速兴起。文章清晰记录了中国内保安全机制的发展脉络,50年代-90年代直至今天的发展概况和出现的新问题,以及保安业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我国保安业已迎来国际竞争的时代,既充满希望又任重道远。     

国外节约经验模式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为目的的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是发达国家政府近年来非常关注的重要领域,为此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节能的政策和法规。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资源节约的经验和技术,本文罗列一二,供我们作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参考和借鉴。     

大国能源外交解析

由于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能源外交向来是世界经济大国外交工作的重点。通过能源外交谋取全球能源资源配置中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各国能源外交的核心内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加人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面临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问题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国际能源外交格局中开创新局面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西南成品油管道安全保护工作的通告的通知

昆明市、曲靖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委、办、厅、局,中央驻滇有关单位,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为进一步加强西南成品油管道安全保护工作,现将根据国家《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国务院第313号令)制定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西南成品油管道安全保护工作的通告》印发给你们,请面向社会予以通告,并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二○○五年八月十日     

婴儿脑病合并内脏脂肪变性综合征死亡1例

1 案 例 1.1 简要案情 某女婴,9个月,某年7月21日上午在社区卫生服务站第二次接种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后,出现发热、呕吐等不良反应.当日21:08到市中心医院诊治无效,于次日04:18死亡.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该下调,学者则大多持反对意见。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对青少年的自由意志成熟程度的推定,其合理性取决于法律推定的准确性。传统的刚性立法模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维持刑法原有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或者绝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都不是理想的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秉持弹性论立场,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下调,既是博弈的结果,亦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的现实化。"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解释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不是指具体罪名。"情节恶劣"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之外的限制性条件。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属于特别的程序性限制,与其他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明显不同。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与思考

当前,检察机关在办理叉车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滞后,行政机关职责界限不清晰,安全责任主体不明等办案难点,对此检察机关可以运用“专家论证+公开听证”模式,全面论证安全隐患及其危害后果,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职责界限,明确安全责任主体。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的制发,促进源头管控与系统治理,达成类案办理到社会治理的质效跃升,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毛发中7种常见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分析及应用

目的 建立毛发中常见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MS/MS)测定方法.方法 将20 mg毛发加入1 mL内标甲醇溶液,经冷冻研磨、超声提取后,提...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