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13亿”这笔账

拥挤,这或许是生为中国人必须要习惯的一种生活。因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真正适合人们生存的空间,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却养育了全世界1/5的人口,13亿中国人。中国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7到10个亿。根据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估测,按粮食产量,不应超过12.6亿人;按能源     

反对奢靡享乐关乎治国理政之本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甚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反对“四风”，其中就包括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扫除“四风”要多听听群众意见

近与街巷群众闲聊，提及在全党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都认为扫除“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党中央把准了脉、瞄准了病，点到了要害上，十分期盼和拥护。但也表示，要真抓真扫，千万别走了“过场”。     

像防范病毒一样抵制“四风”

经常用电脑的人都知道，病毒让人防不胜防，深恶痛绝。但如果不防病毒，轻则资料丢失，重则硬盘损坏，更重者网络蔓延，造成的破坏不可估量。不难发现，病毒的这一特性和危害。与我们反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十分相似。因此，各级要像防病毒一样抵制“四风”。     

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以德国为考察中心

如何利用法治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如何有效监管文化市场,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文化法治建设中,国家保护文化的自主、开放和多元性,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国家为文化服务并有义务促进文化的发展,但也通过给付行政的方式来行使国家的文化形成权.德国在文化法治背景下形成了文化市场监管的四种模式:自我规制、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和政府规制.这四种模式各有优劣,且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以实现促进文化发展,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的目标.我国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法治建设时,可以借鉴与学习德国的经验,合理建构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法治的关系、公民文化基本权利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以给付行政的方式促进文化的发展,并建立以行业的自我规制为主,以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政府规制为辅的多元监管体系.     

中央政治局：同“四风”作坚决的斗争

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紧密结合起来。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要从思想教育人手，深刻剖析产生“四风”的思想根源，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要结合实际，找准“四风”的具体表现，突出重点加紧整改，尽快取得实效。尤其要着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着力整治跑官要官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吃拿卡要问题，着力解决接受会员卡、商业预付卡问题，     

完善机制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河北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定不移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着力打造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河北地处京畿要地,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是政治之责、为政之要。我们要按照会议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高度负责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自觉肩负起河北特殊的政治责任,以河北之稳拱卫首都安全,以河北之进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抗疫催生常态化基层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考出短板,也考出真章。在此次疫情中,各级各部门不仅动员了大量资源向基层聚集,更在基层施行不少新机制、新举措。这些新机制、新举措在抗疫一线已被证明管用、有效,不仅可为应对下一次突发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也可启发平时状态下的基层治理。有的好机制、好模式可以直接施用于常态化基层治理,因为疫情大考考出的部分短板就是日常治理中存在的缺漏;有的还须进一步提炼其价值、功能,使其能够转化为常态化治理要素。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筛选、沉淀部分宝贵经验,从中圈出可供常态化基层治理施用之策,以求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曾国藩的养生观

<正>清末湘军将领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曾国藩自幼聪颖好学,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清苦的读书使他常常感到"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大病一场,病愈后,他开始对养生之法进行探讨和研究。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谈到,他师法"曾文正公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中国新闻界在“水晶之夜”前后对纳粹反犹报道的变化及其背景分析

发生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袭击是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迫害与屠杀的开始。纳粹党在这场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暴力行动中对犹太人肆无忌惮的攻击招致世界舆论的谴责。中国新闻界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本文以中国主要媒体对“水晶之夜”及其后纳粹反犹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媒体对纳粹反犹问题的态度变化入手，分析其与中德关系的起伏以及当时中国抗战大局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