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独任审判制度初探

古罗马的最高裁判官从执政官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发展成为专司司法权的裁判官职业,是现代法官的前身。古罗马帝政时期,即非常诉讼时期,裁判官统一行使审判权,他可以独立自由地制定判决,不受其他人的牵制,是法官独任审判制度的最初表现。这项古老的制度在发达国家近两千年的司法实践中,早已被证明是社会进步和法治文明的基础,并一直得到沿用和推崇。我们今天探讨司法改革,很有必要重新审视这项制度,从中寻求启发,重构我国的审判制度,还给法官的原貌。     

论立法在基本权利形成中的作用与限制——兼谈“公有制”的立法形成

基本权利形成是指由立法来确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这与一般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由自然形成不同.基本权利形成与基本权利限制不同,基本权利限制是立法来干预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此时,保护范围已经先于立法而产生.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该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本身还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之外的其他法益.基本权利形成的原因在于,有些基本权利无法自然存在,其行使或者有效行使高度依赖国家和法律,比如自由权中的财产权、社会权、参政权和程序权,等等.但问题在于,立法者在形成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也要受到基本权利的限制,因此,基本权利形成本身也存在界限,这些界限包括形式上的界限和实质上的界限,前者比如法律保留,后者比如比例原则、基本权利的核心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如果立法违反这些界限来形成基本权利将导致立法违宪的后果.我国宪法中的公有制并非一种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该制度也需要立法的形成,但立法在形成的时候不得违反该制度的核心,即公有制必须针对生产资料,而不能针对生活资料.     

规则控制、程序控制抑或类型化控制——基于裁量基准与执法案例对自由裁量控制的分析

在现代行政中,自由裁量权大量存在,人们探索不同的方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我国目前开展的裁量基准制度和执法案例制度的实践,都是为了控制自由裁量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两者控制自由裁量的原理是不同的,裁量基准是一种规则控制模式,而执法案例制度是一种程序控制模式,两者有效发挥作用的适用条件存在差异.为更好地控制自由裁量,应对行政行为加以类型化处理,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规则控制模式或程序控制模式,提高自由裁量控制的效果.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从自由证明到严格证明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必须要无缝对接到侦、捕、诉、审等诉讼环节,因为其属于程序性争点以及审判前环节可以采用自由证明的方法,但是由于我国司法机关权力的整体特色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而谨慎采用严格证明方法也更加合理,具体有书面审查、口头审查和调取、审查讯问录音录像等方式。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办案机制以承办人主办、部门讨论和主管领导决定为主,同时还有上下级和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在监督和控诉的不同方向可能会激化检警冲突和检法冲突。     

析网络表达自由的法律边界及路径

表达自由乃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近年来,互联网接入方式日益多样化,随着上网成本低廉化和各种社交网站、公共平台的兴起,如今网络表达自由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前所未有的。应当尊重和保护表达自由,同时也要对网络表达依法进行监督审查。但我国有关公民网络表达自由领域的立法尚存在位阶偏低、内容滞后、技术不够科学等不足。从宪法的视角对我国公民网络表达自由的边界、路径进行探析,进而促使网络表达自由的规则真正成为公民有序行使言论自由基本权利的重要规范,这不仅有利于打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而且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