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的新媒体作用透视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利益群体多元分化、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的复杂情况。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为社会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博弈提供了新的机制、手段和渠道。妥善解决新媒体环境下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必须恪守新媒体时代的阳光透明原则和法治框架,正确定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利益表达功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休闲意蕴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隐喻了精深的休闲观。全面发展的实质是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休闲的实质是使人成为人,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休闲作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表征和实践形式。     

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政府亟待加强的重要工作内容。从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视角,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研究发现,要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需要调整和完善考核内容和方式,加大民生建设的考核力度,强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工作的考核。通过进一步完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促进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健全,是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一种新思路。     

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在实践中的应用与反思——以“速裁APP”的推广使用为切入点

行政案件的快速办理对于基层民警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资源,提升群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在全国公安机关积极推动行政案件快速办理,提高警务工作效率的号召下,Y市公安局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研发推广了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的速裁APP软件,为使用行政简易程序快速办理案件提供了现实范本。快速办理在适用范围、处罚种类、程序实施方面都有严格限制,这也是在实践中应用较少的原因。构建行政案件快速办理制度,应该注重研究其适用的条件、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救济制度等问题,维护好公民利益,也使公安工作得到提高。     

自动驾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主体初探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会淡化人类驾驶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作用,自动驾驶系统将取代自然人直接控制车辆运行。驾驶主体的更替不会消除交通运输领域的刑事风险,传统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已经不再直接参与道路安全风险的制造,厘清交通肇事发生后的刑事责任主体是刑法应对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当务之急。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机理虽然体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自动驾驶系统终究不是生命体,故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自动驾驶汽车的本质属于产品,交通肇事发生后,应分别考察自动驾驶车辆的研发者、生产者、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否违反注意义务,进而追究研发者、生产者的缺陷产品刑事责任以及所有者、使用者的监督过失责任。     

“逃避自由”与“沉默的螺旋”理论关系探讨

以二战中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绝对统治为背景,弗洛姆于1941年发表《逃避自由》一书,从人的生存状况角度出发提出了“逃避自由”这一概念,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等问题;1974年,德国传播学家诺埃勒一诺依曼以1965年德国大选时出现的奇怪现象为根据,提出了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试析妇女参政权的问题及其法律保护

妇女参政权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虽然有《宪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但我国妇女参政仍面临着年龄限制、职务比例偏低和积极性不高等困境。完善妇女权益保护,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应当强化妇联的工作职能,完善保障妇女参政权的立法,积极倡导妇女参政的主流价值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托克维尔的自由民主思想探析

民主在近代社会成为竞相追逐的理念,但这与自由的观念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法国大革命之后,该问题更为尖锐、深刻。民主与自由是否可以相容备受争议,民主所带来的暴政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于民主的信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给予了正面回答,充分肯定了民主的价值,并对民主与自由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寻求如何在民主时代保持、发展民主,最终实现其自由的理想,从而实现对于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张力的解释。即使在现代社会,如何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托克维尔作为研究该问题的先行者,他的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刑罚结构部分调整之理性探索

我国的刑罚结构是典型的重刑结构,最主要的表现是以生命刑和重度自由刑为中心.就目前而言,严格限制以至不适用死刑是我国大致可以接受的废除死刑的方式.对无期徒刑也需做出必要的控制,尤其要注意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的衔接问题.而对短期自由刑改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非监禁方式的替代型改革方案.     

文明发展与Civil Society的历史变迁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Civil Society①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从封建到现代的历史变迁.作为Polis的Civil Society是政治自由的领域,建立在城邦-家庭的二元结构之上,这种结构的破坏导致城邦的衰落与政治自由的式微.罗马帝国试图建立一个普遍法权的Civil Society,其结果是政治自由的进一步丧失.大地产经济瓦解了帝国,催生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现代Civil Society,现代早期的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互动使现代Civil Society最终形成.由于现代Civil Society的经济性以及国家权力技术的发达,政治自由很难实现,而思考自由伦理的可能性就是探寻Civil Society的后现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