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中山的自由观

孙中山的自由观以革命为前提,优先强调国家自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自由观。孙中山主张国家自由至上,以牺牲个人自由来实现国家自由,这就造成了其自由观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由此,我们应该对孙中山自由观的理论来源进行分析,掌握其理论特色,并作出科学的评价。     

“社会分工”理论对当代“以人为本”的价值意蕴

社会分工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同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要求。因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理论,对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贫困出发探析幸福之路——“中国梦”的“脱贫至善”视角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是民族振兴之梦,更是每个人的幸福之梦。幸福的生活期望往往与贫困的生活现状呈背道而驰之势。贫困不只具有物质贫困的一面,在现代民主社会之中,精神的贫困亦让我们担忧。贫困与权利、自由息息相关,而没有自由、权利的幸福生活就像空中楼阁岌岌可危。中国梦的实现道路,是带领人民走向脱贫致富之路,是引导人民迈向自由自主之路,是携手人民奔向幸福至善之路。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凝聚国家、社会、个人共同的力量来实现。     

行政责任：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路径

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不仅离不开法律控制,而且需要伦理规制。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一个永恒的核心课题,它体现了行政权力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行政伦理的内在意蕴,蕴含着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制度基础、法律指向和价值构成,是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条件,可以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规制行政自由载量权,要开展持久而有效的行政伦理教化,培养公务员的行政责任意识;要营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促进组织伦理环境的生成;要加强行政责任制度建设,保障行政责任伦理的实现;建立专门的伦理监督机构,加强行政伦理监督。     

民法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与表达方式

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以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等法秩序内涵的基本价值为基础,这也决定了作为一般性条款的一般人格权在制度功能上具有极强的涵摄能力,可以有效缓解法的安定性与向社会生活开放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民法上的这种功能预设相一致,一般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具体表述可以是"其他人格利益"而非必须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当然,为使"其他人格利益"概念持续向社会生活开放,毋需在民法典中将其价值基础明确宣誓出来并限定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内,而是应交给司法实践,由法官根据实践发展而在个案中综合考虑法秩序内涵的基本价值确定,从而维持法典外在体系的科学严谨性,实现内外在体系的融贯性。     

浅析行政程序法制化的现实意义

在行政权扩张的“行政国”时代 ,由于行政主体在实体上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力 ,通过行政程序对行政权进行规范和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的正义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探析

从理论上看,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集中论述正义,但是,他并不忽视社会正义。马克思对正义的寻求就是对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批判,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正义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将未来的正义社会论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社会,并将自由、平等纳入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之中。当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设以法治文明为特点的和谐社会

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有多种,民主和法治发展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相辅相成。不仅和谐社会的制度取决于法治文明发展的程度,而且和谐社会的制度运行也离不开法治文明的保障。同时,和谐社会又是法治文明的旗帜。如果只有法治的发展,没有社会和谐的进步,这种法治就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作为我国法治文明目标的和谐社会,是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和谐社会。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把法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相结合,并通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展示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美和壮丽。     

行政处罚案件类型化分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样本

本文整理和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公布的行政处罚类案件,从行政处罚案例实证分析入手,通过对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种类、是否经过复议、复议结果如何、以及案件审级和案件审理结果等要素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两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建议:首先是遵循行政处罚正当程序,其次是规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问题

网络虚拟财产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事物,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如何定性,考验着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智慧。本文梳理了目前实务中处理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几种主要观点,包括以盗窃罪论处、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论处、以侵犯通信自由罪论处,分别进行了分析,最终认为以盗窃罪论处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是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正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