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艰难改革

"官办慈善"应摆脱路径依赖,离政府稍微远一点,强化民间色彩;而民间慈善组织则要善于与政府合作沟通,离政府再近一点,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推进慈善事业。忙于救灾,似乎是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应对新一轮舆论质疑、乃至谩骂的最好方式。此次雅安地震中,除了现场救灾,最大的舆论热点是网络"倒红"运动和对以壹基金为首的民间慈善的支持。几经协调,4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的实际负责人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终于在由早晨上班去办公室的路上,接受了     

舆情

新年伊始,网络舆情由暴雨式的"揭黑"转向体制上的"对攻",表面言辞趋缓,实则刮骨愈深,此为可喜。纵然"举报浪潮"陡然止息,但一块争夺更激烈、更触动本质问题的战场被开辟出来——网络舆论的自由度。网络舆论监督近乎"激进"的一马当先,为各类外部舆论监督擎起大旗,除司法外的各监督力量呈现明显的聚力之势。纪委发力已"不足为奇",近期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政协发声,乃至引出一场网友的互动讨论。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罗曾实名发布批评河南"平坟运动"的     

用制度“防火墙”抵制相继贪腐

近日,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值得关注的是,高劲松的前任张田欣去年已落马,而张田欣的前任仇和,近期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同一个岗位上的三任市委书记在不到一年内相继落马,他们的“前腐后继”发人深思。据初步统计,多地都曾经发生过同职位官员接连落马的现象,且涉及数个领域。     

网络舆论场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现状调查与理性引导——基于武汉市某民族高校的实证分析

调查发现,在网络舆论场中,网络舆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情感有着直接影响,与其爱国价值判断正相关。朴素而激进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爱国行为的普遍性特点,娱乐化色彩突出、欠缺严肃性,行为表达时有盲目是少数民族大学非理性爱国行为的主要表现,社会环境和民族成分是其非理性爱国行为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理性爱国,有必要提升其网络素养,把握网络舆论工作主动权,并形成社会共同参与的合力。     

群英论道

<正>据权威部门统计,截至2013年9月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超过6亿。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群体以及由此产生的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使得网络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李雪慧(检察日报社社长):成为网络舆论中心的中心网络不仅是社情民意的集散地和放大器,更日益发展成为党政机关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而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强大的传播能力,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已经成为网络舆论中心的中     

论公安机关应对网络流行语的舆情引导策略

网络流行语往往与社会重大公共事件相伴相生,折射出深刻的社会背景,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状况,对网络舆论的走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流行语具有触发性、速成性、反讽性、易煽动性和短暂性等特征,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公安机关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安职权和履行公安职责的国家机关,应积极关注网络流行语的动态,把握网络流行语的形成特点及产生发展规律,切实转变工作方式,畅通公众沟通渠道,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分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对立性公共事件在网络出现;二是网民热议,生成网络舆论;三是传统媒体参与,与网络舆论相互呼应促动,生成社会舆论;四是出现制度外社会行动;五是事件消退。在前四个阶段,事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逐步增大,强度和危机指数呈上升趋势。     

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制约权力之实现途径——以新闻舆论制度为分析对象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权力的制约至关重要。在旧有权力制约模式逐渐不能适应当代宪政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托克维尔等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这一思想。这一构想在西方社会被普遍实践,制约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而新闻舆论制约便是其中一种。比较新闻自由在英美德等国的发展,不难发现,我国的新闻舆论制度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一权力制约方式仍有待完善。     

媒体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

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分为两步：一是新闻媒体通过报道或是对案件的评价让公众了解案件的前因后果;二是公众依据所收到的报道对这类事件产生看法和意见。在这两个阶段中,媒体不仅扮演着媒介的角色,也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在媒体的＂引导＂下,公众的情绪就构成社会舆论,它会直接影响执法者对案件的审判,从而影响司法独立。     

警务微博的功能演进与发展战略

作为中国政务微博中的支柱性力量,警务微博主要发挥着警务信息公开、舆论引导、警务办公平台三种功能。虽然警务微博兴起时间不长,但从诞生至今,警务微博走过了试验起步、整合发展和创新服务三个阶段,其功能也逐渐深化拓展。根据活跃度、传播力和引导力的不同,警务微博应选择恰当的结构战略和功能战略。警务微博的发展对于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及创新社会管理,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