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小说的躯体修辞学

作家依据躯体修辞学建构的人物躯体形象,背后是特定的意义系统。穆时英小说前后期躯体形象具有不同特征:前期躯体形象体现的是传统历史叙事;后期躯体形象一方面展示出感官的放纵,另一方面呈现为精神的逃离。这种两难处境与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有很深关联,显示出作家文化选择上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     

伟大的平凡 英雄的人民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极不平凡的2020年,为每一位中国人点赞,颂赞“每个人都了不起!”。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正是“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让人们见识平凡的伟大;正是“一次次心手相连的接力”,让人们赞美英雄的人民;正是“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让人们感受伟大抗疫精神,领略自强不息民族精神。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先锋营——荣誉军旗“登陆先锋营”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荣誉战旗方阵中,“登陆先锋营”和“渡海先锋营”这两面荣誉军旗,是解放海南岛的英雄集体写照。2019年春节后,笔者踏上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进行了长达70天时间的寻找英雄之路。本文讲述的是“登陆先锋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故事。     

《聊斋志异》异类婚恋故事的空间叙事

异类婚恋故事是《聊斋》中的一大故事类型,其空间叙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典型性:空间明显呈现类型化特点,反映华夏农耕民族的思维和经验特点以及民俗信仰。空间与人物身份属性紧密联系,通过陪衬或结构性对立来帮助塑造人物形象;且空间的发展往往是叙事时间的停顿,空间的停顿则是叙事时间的发展。空间在《聊斋》中有强烈的道德隐喻和象征性,并以考验特质展现出来,即空间具有诱惑性、惩罚性和奖励性,《聊斋》空间的隐喻性及其原因分析表明,中国文学的空间叙事研究与西方空间叙事学既有相通之处,更有独特性,代表了中国文学中道德隐喻至上的特点。     

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路见危急,奋不顾身,导致肢残甚至献出宝贵生命,这就是人人敬仰的见义勇为英雄。可在光环背后,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却面临着生活之忧,生存状况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读了《民主与法制》杂志2010年第23期刊登的《老英雄半个世纪的身份证明》一文,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觉得很有议论一番之必要。常言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过去千千万万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英勇奋战,就没有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我们     

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策反英雄靖任秋

靖任秋（1905--1996），江苏铜山人。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西安、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潜伏于国民党军队，十多年中始终处于国民党特务搜捕、监视之中，斗智斗勇，屡历险境。     

论历史叙事学中的语言学与美学转向——以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为例

和历史叙事学中一直以来的思辨主义流派和实证主义流派不同,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意义上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表明,历史叙事所借助的认识论意义上和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诸多历史事件以历史意义的基本工具,正是借助语言学的诸多模式,历史学家才能表达其对历史的思考。因此,在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语言学流派中,语言学侵入了历史学并获取其自身独立的地位,而这正是后现代历史叙事流派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关于历史叙事的语言学和美学理论。     

长征中的湘籍女战士

长征,是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的四路红军主力中,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共32人,红二方面军的女战士约20余人,红四方面军女战士约2500人[1],红二十五军的女战士7人。其中,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的两支队伍中,曾闪烁着20余位杰出湘女的身影。她们是:     

孔四贞:清朝的汉家公主

大清王朝在建国初年，曾经分封了四位汉族亲王，其中一位封地广西首府桂林的，称为定南王，名孔有德。当然，作为汉人，孔有德投靠满清，是被汉家所不齿的。因此，他最后死在南明王朝的反攻之中。但是，孔有德毕竟是一代悍将，他死得还是很有英雄气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