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对话的几点思考

文化对话基于文化的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展开,其本质是一种价值交换。成功的文化对话要有共同的预设和前提,即文化理解和文化自觉,前者是一种理性态度,后者是一种理性选择。文化对话还要有合适的范式和平台,即对话模式和交往管道,这样才能推动文化的自主发展和多元繁荣。山西区域文化对话的创新与发展应解放思想,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对话,使丰富的文化内容和独特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区域优势,提高地方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浅析国内外“文化冲突与适应”的研究范式——兼议研究新疆文化冲突的意义

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文化冲突也处于高发期，而新疆地区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具有同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特殊性，通过梳理国外内文化冲突及其适应的研究理论并分析新疆文化冲突研究意义，可以丰富我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提供借鉴，有助于新疆地区共同理想和共同精神的凝聚，有利于促进新疆地区的文化发展与和谐。     

中美贸易失衡困境及其化解机制

中关贸易失衡问题一直是中关双方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两国政府为此做出多方努力，但是收效甚微。本文从中美贸易失衡现状出发．分析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提出双方应在互利双赢、协商解决争议原则基础上，调整各自的经贸政策，使贸易失衡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四个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性是其重要特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注重四个导向,即时代导向、问题导向、学术导向、实践导向等,以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     

织牢“连心网”合奏“民生曲”六盘水市钟山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观察

钟山区位下六盘水市中心区，是六盘水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和金融中心，区内自然资源丰富，丁业基础雄厚。近年来，钟山区着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随着产业不断发展，人气得到集聚，财气快速提升，助推了城市的发展，同时，这也给全区管理服务带来了全新课题。一些新的矛盾开始显现，为此，钟山区将改革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一招，做好社区管理服务，促进了社区和谐。     

紧抓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记商南县劳动力资源开发局

商南县劳动力资源开发局精心布署,扎实安排,抓早动快,劳动力转移工作成效显著.一季度,全县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5.92万人,创劳务收入2.61亿元,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首季开门红. 一是扩大就业宣传,引导农民工自主择业.通过商南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播发劳工信息,发放招工简章、招工宣传车下乡等多种途径营造转移就业氛围,传递劳务信息,宣讲亲农惠农政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温暖"四送"活动.通过外出务工、县内转移和农民工回乡创业三种途径,拓展就业空间,促进就业转移,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增加收入.     

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

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加强和深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然而很多党史研究者对经济问题性质和研究规范的理解存在偏差,出现了两种偏离学科范畴的研究范式.只有坚持历史的长度、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和视域的广度这四项基本规范,坚持逻辑与实证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才能匡正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为中共党史巩固学科阵地,提升学术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政治僵局:腠理之疾还是制度绝症?

<正>美国建国以来,两百余年,国势日昌。其宪政体系基本延续未有大变,国家地位则从北美一隅的孱弱联邦上升为全球霸主,这种变与不变相映衬,难免令世人赞叹其制度之"伟大坚韧",并由此产生出制度决定论的思维范式,遂成当前西方社会科学之主流。美国的壮大,常被解释成制度优势的体现;美国成功渡过诸多国内外危机,也成为美国制度弹性和纠错能力的最好注解。沿此逻辑,不少社会学家习惯于给后发展国家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