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征程上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部分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是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在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需要明确区分城市和城镇,从而厘清城市化的本来含义。这涉及两个概念的更新:一是城镇化不能代替城市化,二是城市化不能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推进城市现代化,构建起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     

论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以“滴滴案”为例

在滴滴案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有考虑通过反垄断法规制个人信息损害行为。但是,滴滴的数据处理行为与其市场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隐含着反垄断法问题。反垄断法对市场力量的形成和运用的关注为其审查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滴滴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提供了法理基础。反垄断法通过维护个人信息保护条件的竞争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地全面和持续,彰显了其保护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反垄断法保护个人信息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回归保护竞争范式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二是依循反垄断法的行为规制路径,三是平衡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冲突。     

论博客作为新闻传媒的根本缺失

迅猛发展的博客现象引起了社会、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在新闻传播领域,博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新闻博客”将颠覆现有的新闻媒体,彻底改变目前新闻传播的范式和图景,成为未来的新闻传媒。但事实上,“新闻博客”仍然不能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也无法保证平民的新闻传播权的实现,它体现的个体性和主观性与新闻的客观公正性存在着基本的冲突。“新闻博客”将颠覆传统新闻传播、成为未来新闻传媒的看法,是一种技术浪漫主义。     

对农业析出劳动力若干问题的理论探讨

农业析出劳动力转移是三农问题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农业析出劳动力由四部分构成,其转移存在着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不利因素。解决的对策应是实行城乡一元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业析出劳动力的种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等。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研究

基于横向财政平衡的需要和地区合作博弈的结果,产生了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我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横向转移的实践,但在我国缩小地区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当前的财政改革和立法背景也提供了建立这一制度的现实契机。在我们正在修改的《预算法》和将要制定的《转移支付法》中,应该对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予以规定,相关的配套改革也有待继续推进。     

专利权出资有效性的法律经济分析及制度完善

破解阻碍专利权出资的制度瓶颈,应从法律有效性与经济有效性两个维度审视,在两个维度上完成专利权出资才能充分实现专利技术的权利价值和商业价值。案例分析表明,在专利权出资人和公司股东实施专利权出资活动过程中,在司法部门解决专利权出资纠纷过程中,专利权出资有效性问题形成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实践和认知。建议以生产力优先标准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更新专利权出资的制度机制,支持当事人采用更有效率的专利权出资模式,这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知识产权运用水平有重要意义。     

数字法律模式下夫妻财产处置模型构建及应用示例

针对夫妻财产制所涉及的夫妻财产处置的一分为二、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粗放处理现状,在对夫妻财产进行具体分类的基础上,制定了夫妻财产处置的三大通则与六大策略,构建了夫妻财产逐渐转移分配律数学模型。通过不同实例的应用,验证了所构建的夫妻财产处置模型的客观性、公正性、合理性与高效性。通过应用某一计算软件编制核心程序段,验证了夫妻财产处置模型电算化的可行性。     

委托付款的性质认定及拟定建议

委托付款的法律性质认定存在名义与实质的多种区分,具有深层次的理论及实务探究意义。本文由一则常规案件出发衍生相关法律争议,从委托付款的法律性质认定与要件出发,分别阐述债务转移、债务加入、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债务履行承担、保证这五种实质法律关系。在基于理论研究、结合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对前述五种法律关系进行区分认定,确认司法认定的具体路径并对法律文本的草拟提出有效建议。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