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黄郛的“机车怨”

张静江和黄郛都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与孙中山和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后来竞在莫干山结怨，至死不相往来。     

打造现代化治理体系基层样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湖州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诞生地,要争当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先行地、排头兵。阜溪街道位于湖州市德清县北部,总面积99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街道。街域范围内包含湖州莫干山高新区城北工业园,征地拆迁多、外来务工多,流动人口比本地人口多,导致社会结构多元融合、群众诉求复杂多样,社会治理难度大、挑战多。近年来,阜溪街道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逐步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数字赋能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阜溪街道派出所成功创建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凌斌：“最年轻”法学教授的成长阶梯

阳光、文气,绿色卫衣配休闲长裤,总是面带笑容,说话不急不慢,眼镜背后一双神情温和却看尽天机的眼睛,这就是凌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走在秋意渐浓的北京大学的燕园里,如果迎面碰上,不认识凌斌的人恐怕都难以相信,这个看起来既像邻家大哥又像刚毕业的学生的人,竟是北大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     

明帝国的西南秩序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在中央政权羁縻政策、土司制度的先后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政治风貌。僧人、士人、土官等身份群体,在这片土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该书从明朝统治下的大理精英阶层着手,以僧侣、士人和土官等群体的历史经验为主轴,讨论他们和邻近人群如何透过身份选择、仪式重构与政治联盟等方式来重新建构其社会的内外及外延关系。     

关于加强“四史”学习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挥历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倡导编写“四史”;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加强“四史”学习,赋予“四史”以崭新的含义,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工作,1925年10月,蔡和森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期间,应邀至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     

“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基本内涵是用当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各级、各类土官,如土司、土职、土弁等。在土司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朝廷又多次执行"改土归流",以至于此前有的学者将土官与流官视为截然两分的行政机构,甚至将土司视为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化外"酋邦。然而,仔细排比元、明、清三代史志的相关资料后却不难发现,即令是在执行土司制度的地区,朝廷任命的流官始终在土司衙门中任职。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其后裔还可以在当地充任各级土职,与流官一道治理当地各少数民族,有的土司甚至还能以土司的身份因功受奖,未经科举考试而直接充任高级流官。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足以表明,土司与流官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是朝廷职官制度中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其间不仅可以并存,还可以互换,而且还能够相互制衡、互为补充,因而"土流并治"理当是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滇南国宝：纳楼土司衙署

云南省建水县的回新纳楼土司衙署,号称中国三大彝族土司署之一。它所承袭的纳楼茶甸土司署的统治历史长达五个多世纪,所辖地涉及“三江八里又三猛”,是研究土司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滇、川、藏纳西族聚居区土司制度的多种类型

滇、川、藏纳西族聚居地区,先后出现或并存过丽江、俄亚的土司木瓜制,伙头制与木瓜制结合的维西土司制,伙头制与乡里制或保甲制并存的中甸土司制,永宁土司伙头制以及伙头、堪布、保甲制三位一体的左所土司制,不同类型的土司制度的出现,是因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民族关系、宗教、文化传统和外部政治体制影响等因素的交织作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