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存在明确而具体的区别,但它不同于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区别。主流人权理论所谓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义务区别”、“冲突区别”和“效力区别”都是虚构的、错误的。每一项权利都与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相联系;相应地,与社会权一样,自由权之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权对国家不仅产生政治和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与自由权同样的法律约束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产生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     

法律责任歧见剖析──与李颂银先生商榷

文章批评了“李文”对法律责任的误解,认为：“传统法理学”在法理学界并不具有明确的涵义;法律责任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实体,以法律责任作为构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也存在诸多理论问题;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权属于法定机构,而不属于其他社会主体。     

检察机关侦查指引权及其实现机制

侦查指引权是检察机关检察权的重要体现之一,侦查指引权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侦查指引权的确立是对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确立检察指引侦查的机制,让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是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构建良性检警关系,使侦查活动依法有效进行,并使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制度,但由于权利的性质等原因使得相关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存在冲突,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成为海域使用制度完善的重要基点。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的平衡需要用利益衡量的法学方法,通过权利价值的衡量,使与两种权利有关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制度利益达到平衡。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许多案例表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将给侦查破案造成不利的影响,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沉默权规定不利于查明案情,于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美国对实施了30多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疑问,并通过判例规定了"米兰达规则"的若干例外.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关于在农村土地相关权证登记和集体征地补偿中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案

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农村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达到65%以上,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多年来,全国妇联配合农业部门在推动完善保障妇女土地权益的相关法规政策、协调解决妇女土地侵权信访事项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还通过联合召开会议共同推广维护妇女土地权益工作经验。     

人格权支配权说质疑

《民法典》专编规定人格权,建构起人格、财产的二元体系.但民法通说认可人格权的支配属性,未能彰显人格权的特殊性,这与德国的情形正好相反.事实上,我国通说将支配权与请求权并列,不恰当地强调了支配权的绝对性,从而将人格权的绝对性等同于支配性.基于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通说认为客体体现了主体的支配力,未意识到权利的规范性和事实性.实际上,作为权利生成机制的权利客体,是法律关系界定的义务人行为,与主体的支配力无关,主体的支配力描述的是权利对象.就权利对象而言,绝对权项下的财产权和人格权存在对物支配和人格自由的分野.人格具有主客观一体性,物质性人格与精神性人格不可分割,其作为人格自由的体现,不存在支配的可能.献身具有道德性,是伦理人格的体现,自杀、自残则属于事实行为,均非法律上的支配.与物权为支配权相对,人格权应为"受尊重权".     

法益抑或财产权利?——《民法典》规定的"数据"的法律性质认定

《民法典》关于"数据"的规定是其对大数据时代的响应,彰显了《民法典》的时代性与前瞻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功能.然而,《民法典》对其具体意涵、法律性质等均未明确,无法为数据要素领域的后续规则建构提供切实指引.长远观之,这无疑将阻滞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鉴于《民法典》采取了"个人信息"与"数据"二分模式,可以推知其规定的"数据"仅指具有财产属性的市场主体数据而非主要体现人格利益的个人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利益成权的理论正当性、受保护利益的独立性和利益成权的现实影响三个标准考察《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是权利还是法益.洛克劳动理论证成了市场主体数据成权的理论正当性;数据条款保护的利益具有区别于其他接近利益的独立性;市场主体数据成权将积极助推我国数据产业发展.因此,《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应当被认定为财产权利而非法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公证纠纷初探

【案情简介】 通州区宋庄镇某村村民刘某与本村村委会于1999年5月1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期限30年，至2029年5月1日。由于经济原因，刘某想转包给住在朝阳区太阳宫乡某村村民信甲。双方和村委会一致认为需要公证以保护权益，遂于2002年4月27日来到公证处，对转包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协议中写明：刘某把原先承包的所有土地及地上物转包给信甲，由信甲每年交承包费给刘某所在的村委会，承包期限到2029年5月1日，原刘某的承包协议作为本转包协议不可缺少的附件。事隔四年，刘某却认为，原先自己与村委会签的承包协议应归自己保存。并且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不愿再转包给信某。而其实此时信甲已死亡，其妻和儿子信乙想要“继承转包权”。但是由于其居住地距承包地太远，且不方便经营，所以想再转包或与第三人合作经营。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相对人抵抗权问题探讨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是行政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行政行为公定力、强制性等因素与无效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基于无效理论而产生的抵抗权问题。文章认为,无效行为理论虽然在行政法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以此为正当性基础的相对人抵抗权的实际行使需要通过行政法上制度化的努力方能得以落实。